孟昭连：孔子是如何运用“之乎者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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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乎者也”之始

作为古代文言文的标志，“之乎者也”等文言虚字是孔子时代突然出现的，近代朝鲜族学者金泽荣曾说：

“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语助字,虽似乎俚,而至妙之神理实在于是。《尚书》、《周易》之文罕用此，用之自孔子始，而司马史尤多用之。

此说甚有道理。虽然始于孔子，但他经手的几部书，虚字用得都不多。《尚书》三万余字，只有三个语气词,一个“乎”,七个“矣”,116个“哉”。全文共七十余个问句，却只有一句用了个“乎”，“哉”字只用于感叹，不表疑问。《春秋》也是如此，文言常用语气词如乎、也、矣、者、焉等,《春秋》中竟一个都没有。

金泽荣

究其原因，首先与孔子的修辞观有关，他主张“辞尚体要”“辞达而已”，所以无论是记言体的《尚书》，还是记事体的《春秋》，他在辞的运用上都相当克制，尽可能用原始的口语形式表现，而少用非口语的之乎者也。再一个原因，就是孔子在世时，天下书同文，用于统一不同方言语气的之乎者也矣焉哉，还没达到完备的程度。由先秦经典中的使用数量来看，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比如，《尚书》中只有三个语气词,《诗经》增加到六个,《左传》则上升到九个,《论语》则增至十一个。所以孔子弟子们编撰《论语》时，之乎者也的运用更加广泛，也更加熟练了。

二、“夔一足”

教科书经常引用古代“夔一足”的著名典故,说明没有语音停顿容易引起文字歧义,以证明正确断句的重要性。其实,这个典故正是古代文人运用“辞”的典型范例。这里,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这个争议,看看“夔一足”的歧义是如何产生的,孔子又是如何解决的: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 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哀公对孔子说“吾闻夔一足”,“闻”说明他是从口传中听到的“夔一足”,而且三个字没有停顿,或“夔”的后面稍有停顿(“夔,一足”),这才造成了哀公理解为夔一只脚。应该说,哀公对传闻的理解并没有错。错在传给他信息的人,语音停顿的位置不对。如果停顿是在“一”后面,写成书面语就是“夔一,足”,那么哀公也就不会理解错了。孔子不愧为教育大家,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所以把尧的话进行重新断句,改用书面语的表达方式向哀公解释。他的方法是在尧的原话里加入了“而”,将“夔一”与“足”隔开,这样就免去了“一只脚”的误解。不仅如此,原话被分割为两个分句,“而”字还表示“夔一”与“足”之间有条件关系,“夔一”是条件,“足”是结果。孔子又在句尾加了个“矣”,作为完成的语气,也标志“足”只能是动词“满足”,而不会是名词“脚”。

夔一足图

表面上看,尧的话本来只有“夔一足”三个字,孔子却加了两个字,变成了“夔一而足矣”五个字。其实五个字只是书面语写法,在口语表达中“而”与“矣”都是不存在的。虽然不存在,口语表达并不会引起误会。因为尧说“夔一足”的时候,是有具体语境的,当时在场的人,都明白是因为夔有“独通于声”的音乐才能,尧才提拔他做乐正的工作,而且语音的停顿一定是在“一”的后面,所以不可能引起“一只脚”的误会。但当传闻转述尧的话时,当时的语境消失了,语音停顿的位置也与原来不符,这才产生了“一只脚”的误会。孔子加入“而”与“矣”,其实就是一种补救措施,弥补了因语境与语气消失引起的误解。

“夔一足”的典故说明,口语中的三个字,转化为书面语就变成了五个字。其中,只有口语中原来的“夔一足”三个是真正的字,“而”与“矣”则不是字,古人称为“辞”。这两个“辞”就是辅助三个“字”的书面语符号,二者共同完全表意的功能。除了语气词之外,文言中的绝大部分介词、连词、副词等,都属于“辞”,都是外在于口语的书面语符号,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外字”,都是文人写文章时添加上去的。所谓“文言”,正如前引李渔所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也就是口语(说话)再加“者也之乎”这些“辞”,就是古代的文言书面语。

三、传注之祖

如何用添加虚字的办法作注,古人认为孔子早已作出了实践,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榜样。对此,宋代文人认识尤为深刻。如朱子论《易》有过如下一段论述:

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刚柔”“终始”“动静”“往来”,只这七八字,移换上下,添助语,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见得彖象极分明。

且如解《易》,只是添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实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说了。

他认为“古人意思精密”,表达的方法就是“添助语”,他十分赞赏《易》对“辞”的运用,认为《易》中的八个实字,由于添加了不同的“辞”,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

再如《尚书·庶征》:“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这十个“若”应该如何理解? 《尔雅》、毛传皆曰:“若,顺也。”“时雨若”即时雨随顺之义。朱熹批评王安石对“若”字的理解错了:“但把‘若’字做‘如似’字义说,做譬喻说了,也不得。”因此,要理解《易》的精妙含义,也要学会“添虚字去迎过意来”,就是在那些没有虚字的句子里,试着添加虚字去探求作者的本意。

所谓“迎过意来”即孟子“以意逆志”之意,正是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的本意。这说明朱熹不但认为先秦经典就是在实字的基础上添加虚字写成的,同时注意到汉代以来对经典的解释,也把添加虚字作为一个主要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朱熹终生阅读经典悟出来的经验之谈,也为后人阅读解经提供了一个窍门,所以受到文人的重视。如《毛诗稽古编》云:“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诗传疏义》最重《集传》,谓能以虚词助语发明诗蕴(克升《疏义》为修《大全》诸臣所剿袭,而没其名并灭其书),殆指斯类而言。”朱熹《诗集传》添加虚字“发明诗蕴”,例子不胜枚举,其实并非他自己的发明,而是跟前人学来的。

朱熹像

与朱熹同时的洪迈亦有相同的认识,并举《孟子》为例: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日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

《孟子》释《公刘》之所以“简明”,与诗的内容本就简单有关。此诗虽然有28个字,但有近一半为无实义的“辞”,所以含义本来就不复杂,而《孟子》的解释近乎意译,并没有逐字逐句地解释,更没有像传统注疏家那样旁征博引,所以自然就比较简洁明瞭。但尽管如此,《孟子》还是添加了好几个虚字,以解释诗的前半内容与后半内容的关系。解释第一首加了一“故”一“也”,一“然后”,一“可以”。第二首加了两“故”一“必”一“也”。两“也”字主要是为语音停顿,而加“必”是为表明“有物”与“有则”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必”字是强调其必然性,即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必然如此,没有例外。添加“故”字,也是明确“民秉夷”与“好懿德”的因果关系。

添加虚词不但是文言写作的基本功，实际上是汉代以来的注疏家串讲章句,疏通文义最常用的方法。从毛传、郑玄、赵岐、高诱等,一直到朱子、洪兴祖等,都是采用的这个方法。其后,宋人陈大猷在朱熹、洪迈基础上又有一段精辟议论。他说:

或问:子去取诸家之说,专以顺经文为主而尚简,何也? 曰:传注之体,固如此。且《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个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字,换两“斯”字,曾不费辞而意味无穷。圣人之释经盖如此,此即传注之祖也。

他这里把孔子视为“传注之祖”,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陈大猷这里举了两例,第一个例子也是《诗经·烝民》的四句,实际上是很可能是直接取自洪迈论述,而他说的“就中添四个字”,也正是洪迈所说的“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第二个例子是《沧浪歌》，在《孟子》和楚辞《渔父》中均有载。原文二十二个字,经孔子压缩只剩下九个字,其中两个“斯”和一个“矣”还是新添的,实际上只剩六个字“清濯缨,浊濯足”。

此例与上例不同的是,上例是增字,此例是减字与换字。孔子去掉的不仅是虚字,也有实字,他只撷取了最关键的几个实字,重新置换了两个虚字。此例同样说明增减虚字以解经的方式，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孔子作为“传注之祖”也许不是大家的共识,但孔子最早运用的这种“加字法”和“减字法”,确实成了后世注释家的基本手法。添加虚字,使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清楚,读者更容易捕捉作者的本意。

相比而言,添加比删减更为常见,添减的主要是虚词而非实词。添加实词容易改变原文的意思,塞进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借他做己意说”。“增字解释”是注疏家们的忌讳,是指实词而非虚词,虚词是非加不可的。

孟昭连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