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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人类身体的防御英雄,但越来越难以对抗有害细菌的恶作剧。原因何在?答案是: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大规模传播,就好像这群微小的反派们突然间都闪闪发光,放大了威力,让我们的超级英雄们束手无策,目前全球公共卫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日化工业废水中富含二甲基甲酰胺 (DMF) – 这个与大部分有机液体和水都能混在一起的淘气鬼,一旦进入自然环境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它就像一个无法控制的狂欢派对,会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还会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精心炮制一些损害。为了清除DMF,在污水处理过程中需要加入大量的降解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加入可能会影响ARGs的传播。
安徽师范大学的高轩课题研究组、安徽工业大学江用彬课题组和元哉生物公司研发团队合作。他们利用高通量QPCR技术和16S rRNA测序技术,瞄准了含有二甲基甲酰胺(DMF)的工业污水处理厂,以了解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的分布和传播。该成果已在PLOS ONE发表,文章题为:The prolifera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treating N,N-dimethylformamide (DMF) by AAO process。科学家们希望在这场”治理豪赌”上,得到更多的人一同参与,一起找出战胜”淘气鬼”的有效方法!

论文摘要:
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导致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污染环境,对公众健康构成重大威胁。众所周知,污水处理厂(WWTP)是 ARGs 的储存库,被认为是细菌群落之间水平基因转移(HGT)的热点。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ARGs在医院和城市污水处理厂中的分布和传播,而对其在工业污水处理厂中的命运知之甚少。在这项研究中,收集了工业污水处理厂中厌氧缺氧好氧(AAO) 过程的五个阶段的 15 个含有 N,N-二甲基甲酰胺(DMF)的废水样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治疗的进展,DMF和化学需氧量(COD)含量逐渐降低。然而,生物处理废水中ARGs的数量和丰度增加。此外,DMF的残留物和处理过程改变了细菌群落的结构。相关性分析表明,细菌群落结构的转变可能是ARGs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有趣的是,观察到AAO过程可能作为微生物来源,并增加了ARGs的总丰度,而不是减弱了它。此外,发现非致病菌在废水中的ARGs丰度高于致病菌。该研究提供了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见解,以及驱动工业污水处理厂中ARGs丰度变化的机制。

图1:实验设计和结果展示
研究背景:
污水处理厂是一个富含微生物的环境,污水在物理沉降之后通常被输送到集水池,通过引入微生物的方式来经济高效地去除DMF、有机污染物和营养物质,从而保护水生环境。然而,因为WWTPs微生物密度高、多样性和活性高,以及抗生素耐药菌(ARB)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选择性转移潜力,人们担心WWTPs环境可能是ARB繁殖和ARGs传播的有利条件。以往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医疗污水处理厂和城市污水处理厂,我们对抗生素抗性基因在工业污水中的分布和传播知之甚少。通过对工业污水处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多组重复样本进行生信分析,发现工业污水中ARGs种类和丰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包括污水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和处理工艺等,探究它们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从而为更好的控制ARGs污染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研究方法:
本团队研究的是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一家工业废水的处理过程,该处理厂主要降解二甲基甲酰胺,通过在集水池(IN)、厌氧池(AP)、缺氧池(ANP)、好氧池(AEP)和二沉池(EF)等五个不同的处理过程进行采样,应用高通量QPCR和16S rRNA测序技术,试图确定厌氧-缺氧-好氧(AAO)处理过程如何改变原始污水成分的总体趋势,其次试图评估已鉴定的ARGs的关键信息,包括它们的类型和丰度,与移动遗传原件(MGEs)的关联,以及假定的细菌宿主的分类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5个处理不同的污水处理池被作为生物重复处理,以支持可靠和可推广的结论,通过测序获得的信息为了解经过AAO处理的含有二甲基甲酰胺的工业污水中ARGs和ARB的流动走向提供了可靠的方法。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从集水池到二沉池DMF含量从476.3mg/L下降到1.3mg/L,DMF的去除率为99.6%(图2A),COD含量从38049mg/L下降到79.5mg/L(图2B),COD含量和DMF含量变化一致,呈显著正相关(图2C),AAO过程在有效降解DMF的同时也降低了COD。IN处测得的16S rRNA拷贝数为8114,而EF处测得的拷贝数增加到42706,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和二沉池期的16S rRNA丰度明显高于集水池(图2D),说明可能有很多细菌参与了DMF的降解过程。这些结果表明,为了有效去除DMF在AAO过程中引入大量微生物,细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图2 污水处理过程中化学参数的变化。
A:DMF含量变化;B:COD含量变化;C:DMF与COD的相关性;D:16S rRNA拷贝数变化。
PCA图显示(图3A),厌氧、缺氧、好氧和二沉池的三个重复样本聚集在一起,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在PCA轴上,集水池样本的ARGs分布与其他处理样本明显不同。这些结果表明,ARGs的丰度和多样性在集水池样品和处理之间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外,ANP、AEP和EF样品的重复样品呈聚类,而集水池的重复样品明显分离,说明入水口的ARGs变化不稳定,这可能是因为污水来源变化比较大,而经过AAO处理后ARGs的变化趋于稳定。从ARGs的绝对丰度图看(图3B),ARGs、MGEs的丰度有了显著提高,在AAO处理过程中多药(multidrug),转座酶(transposase)和磺胺类(sulfonamide)的丰度提高最多。说明含有这几类ARGs的细菌可能大量繁殖,成为优势菌。结合16S rRNA图,ARGs、MGEs和菌群的数据呈显著正相关,可能是因为ARGs的存在形式主要在宿主菌中。ARGs在厌氧环境中的相对丰度最高(图3C),在好氧时较低,说明菌群通常是厌氧菌群。这些厌氧菌群一般处于低氧或无氧的环境中生长,相对较少受到氧气的影响,而ARGs的传播通常与细菌细胞之间的基因交流和水平传递有关。因此,可以推测在厌氧环境中,由于较少受到氧气的影响,厌氧菌群更容易进行基因交流和水平传递,从而传播ARGs。这意味着在厌氧环境中的细菌菌群可能更容易发展出抗生素抗性,并传播给其他细菌。图3D是各个池子中所含有的ARGs,宽度表示所占的比例多少。ARGs的种类和数量在处理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如入水口主要由多重耐药类、转座酶类、氨基糖苷类构成,而出水口,主要由MGEs,多重耐药类和转座酶类构成。图3E为ARGs的主要抗性机制及其占比,ARGs的抗性机制构成在各处理中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且以antibiotics deactived为主。

图3 污水处理过程中ARGs丰度的变化。
A:PCA分析;B:绝对丰度的变化;C:相对丰度的变化;D:样本与ARGs之间的弦图分析;E:抗性机制的变化。
维恩图表示了ARGs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分布(图4A)。IN、AP、ANP、AEP和EF样本之间的独特ARGs数量分别占各组ARGs总数的8%、0%、2%、3%和2%。IN中检测到8%(也就是10个)独特的ARGs,表明这些ARGs可以在AAO过程中被完全消除;IN和处理污水之间共有40%(也就是53个)抗生素抗性基因,这表明这些ARGs可能不会被AAO工艺消除。废水处理过程中将产生18个新的ARGs,这表明活性污泥可能是ARGs的储存库。如热图B和C所示,53个共享ARGs中丰度大多数都减少了,而18个新生成ARGs的丰度增加了。这些结果表明,AP、ANP和AEP污泥中的细菌是WWPTs中ARGs的主要来源,而不是IN中的废水。

图4 污水处理过程中ARGs的改变。
A:样本间的韦恩图分析;B:样本间共有的53个ARGs丰度变化;C:18个新生成的ARGs丰度变化。
菌群的PCA图(图5A)与ARGs的PCA图趋势相似,均显示样品按样品类型聚类,说明菌群可能是影响ARGs的主要驱动因素。结合16S rRNA基因拷贝图和ARGs丰度图,我们发现总ARGs丰度随着16S RNA拷贝数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细菌宿主繁殖引起的水平基因转移(HGT)和垂直基因转移可能是ARGs增殖的主要方式。各阶段均以变形菌门为优势菌群,随着DMF浓度显著下降,厚壁菌门的组成变化最大从35%下降到0.57%,而绿弯菌门的组成则从2.46%上升到11.44,拟杆菌门和酸杆菌门的组成分别从0.32%和0.42%逐渐增加到10.31%和3.81%(图5B),这些结果表明,厚壁菌门、绿弯菌门、拟杆菌门和酸杆菌门中的一些细菌对DMF敏感。入水口的菌群多样性最低,随着AAO过程多样性升高,可能是引入的微生物为ARGs提供了更多的宿主菌群,同时有利于提高对DMF的降解能力,AAO过程改变了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度。图5C显示在AAO处理过程中显著提高了酸杆菌门、芽单胞菌门的相对丰度,相反,一些门,如厚壁菌门、异常球菌门和蓝藻的丰度减少。图5D为13种病原菌的热图分布情况,一些病原体的丰度,如军团菌,在水处理后有所增加,然而大部分病原体的丰度在废水处理后明显降低。这些结果表明,在AAO过程中,耐药菌群向非致病性ARGs携带者转移。

图5 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群落的变化。
A:PCA分析;B:不同样本间菌群结构;C:不同样本间细菌在门水平上的差异;D:不同样本间病原菌在种水平上的差异。
对53个共享ARGs与细菌组成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如图6A所示,异常球菌门和厚壁菌门发现为各种ARGs和MGEs的主要潜在宿主,oprJ的潜在宿主细菌为酸杆菌。ARGs与细菌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主要为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总体而言,厚壁菌门、异常球菌门、酸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在整个ARGs谱中具有最强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这5种优势菌门可能是ARGs的主要潜在宿主。通过网络分析,构建了潜在病原体与ARGs、MGEs和DMF之间的关系(图6B),揭示了ARGs与潜在病原宿主的共现模式。12个属被鉴定为ARGs潜在病原体宿主,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和拟杆菌门与大多数ARGs和MGEs相关,如metXE、intI、blaOXA10-1、pikR2、tnpA等。图中看到DMF与芽孢杆菌呈显著正相关,属于厚壁菌门,表明DMF可能通过抑制其他菌株的生长而使芽孢杆菌具有竞争优势。此外,还发现伯克氏菌与intI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图6C在出水中仅检测到伯克氏菌和拟杆菌,这两个病原体关联的ARGs类型也减少了,伯克氏菌中检出3种,拟杆菌中检出1种。根据进水和出水ARGs的变化,大部分ARGs可以很容易地去除,然而,属于β-内酰胺类和MLSB类的ARGs在整个病原体中很难被消除。

图6 ARGs与宿主细菌的关系。
A:ARGs与宿主细菌的相关性分析;B:集水池中ARGs的关系图谱;C:二沉池中ARGs的关系图谱。
研究结论:
ARGs是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型污染物,对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感染至关重要,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然而,工业污水处理厂作为ARGs的传播热点可能是被忽视的来源。生物处理通常用于去除细菌群落多样性高的污染物,而不考虑ARGs可以通过细菌间HGT传播。通过研究工业污水处理厂典型AAO过程中ARGs的分布和传播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多药、转座酶、磺胺类ARGs均显著升高,16S rRNA的丰度显著增加,污水处理期间产生了大约30%的新ARGs。这些结果表明,在工业污水处理厂降解DMF的过程中引入大量的微生物,其细菌群落的变化可能是形成ARGs的主要驱动因素。网络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ARGs与病原菌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大部分病原菌在出水中减少,它们之间关联的ARGs也较少,然而一些ARGs可通过其在非致病细菌中的分布和积累对公众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这些细菌可通过污水排放,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原名:The prolifera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treating N,N-dimethylformamide (DMF) by AAO process
期刊:PLos One
IF2022:3.70
发表时间:2024.04.10
第一作者:高轩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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