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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偃师，河南。
考古队在二里头村西头的一块农田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最早是几块青铜片，后来是一段夯土墙基。
再挖下去，竟然是一座规制严整的大型宫殿遗址。
那时候没人敢妄下结论。
不是因为不兴奋，而是因为太敏感。
宫殿出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地方，可能是个王朝的都城。
而问题是，正史上压根没提过这里。
这事儿一下子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了一个很少被提起的话题上：中国历史中那段“空白期”。
说是空白，其实不是没发生事儿，而是没留下文字记录。
换句话说，不是历史消失了，是“史书”没写上去。
更准确地讲，这段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841年。
这1500多年里，发生了很多事，但今天能找到的文字证据极少。
更早的时候，人们靠口口相传，靠神话、传说，甚至歌谣来记住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的记忆，不是写在书上，而是唱在嘴里。
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夏朝的那段。
按《史记》的说法，大禹治水之后建立了夏，传了十七代，四百多年。
可问题是，这套说法最早出现在西汉，距离夏朝据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
再加上夏朝遗迹一直没找到，很多学者干脆不承认它的存在。
可二里头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僵局。
那里的宫殿、城墙、排水系统、青铜器、玉器、陶器……都显示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
它的时间段，刚好卡在夏末商初之间。
说不是“夏”，没人信。
可说就是夏，也没人敢轻易点头。
所以考古界给了个中性的说法：“二里头文化”。
说起来，这种不愿意轻易下结论的态度，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问题：中国早期历史的很多部分，是靠后来人“补写”出来的。
补写的基础，主要是口述、记忆、礼仪传统、家族谱系，还有一些后来的解释。
比如尧舜禹的“禅让制”。
这段故事在后来的各种典籍里反复被讲，说尧把位子传给了舜，舜又传给了大禹。
看起来像是理想政治的样板，实际有没有发生过，没人能说清。
但有一点倒是基本可以确定：从大禹传位给儿子启开始，世袭制确实成了主流。
这事儿在当时可能没啥特别。
可放在后来就成了分水岭。
政治制度从“选贤”转向了“传子”，王朝也就有了“延续”的概念。
再说回商朝。
商朝的历史，原来也被很多人当成半真半假的传说。
直到甲骨文被发现，局面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0年前后，北京几家药铺在卖“龙骨”——其实是龟甲和兽骨。
清末学者王懿荣在上面发现了奇怪的刻痕，找人研究后确定是古文字。
再后来，发掘出了整整十几万片甲骨。
这些甲骨文记录的内容，涉及祭祀、天气、战争、生育、农作、王位继承……甚至还有名字、地点、日期。
它们让商朝真正“说了话”。
这也让中国历史第一次有了可以直接验证的“信史”。
不过，甲骨文覆盖的时间是商朝晚期，往前追，内容就少了。
西周早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那时候的青铜器铭文虽有，但数量少，内容也多是礼仪性的。
直到公元前841年，才有了连续、确切的编年记载。
这一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赶出朝歌。
史书从这一年开始记时间——不是靠“某年某帝”，而是按年编号。
这也是中国编年史的真正起点。
所以才说，公元前841年，是“信史时代”的开始。
可回到那个“空白期”，情况就复杂得多。
一方面，有大量传说，比如神农尝百草、黄帝大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这些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
可另一方面，能拿出来“实证”的材料却寥寥无几。
这也能理解。
当时的社会组织刚刚形成，文字符号还没有普及到记录历史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战争频繁、王朝更替，旧的记忆被新的秩序抹平，很多东西自然也就失传了。
比如《尚书》里记载的一些早期文献，后来的版本其实是东汉人重新整理甚至“伪托”的。
真真假假，难分彼此。
还有早期的纪年方式。
那时候没有统一历法，时间靠什么？靠帝王在位年数、重大事件、天象变化。
比如“帝喾八年”“舜三十三年”等。
这种方式，放到今天几乎对不上。
所以考古成了补全这段历史的唯一办法。
除了二里头，还有陕北的石峁遗址。
那是个四千多年前的大型城址，城墙厚实，规模惊人，甚至发现了金饰和彩绘陶片。
还有濮阳的西水坡出土的龙形玉器，说明那时候已经有图腾崇拜。
这些发现，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某个王朝的存在，但能说明，那个时代并不空白。
只是没被写下来罢了。
有意思的是，这些考古成果几乎都来自20世纪中后期以后。
它们就像一点点拼图，把那段“空白”逐渐填满。
很多人说，中国历史是从黄帝开始的。
可实际上，黄帝更多是文化和民族认同上的象征。
真正能用证据说话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可谁又能否认，黄帝和神农的故事，在几千年里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信仰？
所以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
那段“空白期”，不是空白，而是等待被读懂。
从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后，考古报告上再也不叫它“传说中的地方”了。
参考资料：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李学勤，《古史辨与古文字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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