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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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

摘要：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 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关键词：家庭禀赋；非农就业；农户收入；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人数持续增加，它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户的收入，还对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比2008年增加24%，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增长2倍。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户多样化的生计抉择促使农户的收入来源不只局限于农业收入，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其对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不同差异。因此，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非农就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对解决农户“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对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关系展开研究，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大多都表明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具有促进作用。马继迁等[1]从家庭禀赋影响女性群体收入的角度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家庭禀赋有助于大批失地农民中的女性群体获得工作机会，从而能够提高失地女性的就业收入。其中，家庭禀赋中女性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家庭收入增长，随着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家庭回报率也越来越高[2]；还有学者从家庭禀赋影响农户生计角度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选择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家庭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选择的生计策略会直接影响到山区农户的收入水平[3]。

关于家庭禀赋与非农就业关系的研究，大多研究表明家庭禀赋促进非农就业。例如，学者从家庭禀赋角度分析，发现农户拥有良好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部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关键，尤其是健康状况与受教育年限[4]。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创业转移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且家庭禀赋越丰富，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越倾向于选择创业转移，尤其培训、土地质量等资源[5]。但也有家庭自然资本中的土地对非农就业产生约束，即土地数量对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6]；此外，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朱慧劼[7]指出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有明显差异，务农与非农就业相比，收入总体较低，且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

关于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认为扩大非农就业机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8-9]。Kijima等[10]指出非农就业对乌干达农民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且能在短期内让农户收入实现快速增长。Kwon等[11]研究也证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同样，杨晶等[12]认为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引入工商资本下乡来促进当地农户的非农就业，对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减小中国农户收入差距[13]。

综上，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家庭禀赋、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三者之间两两关系研究做了不少探索，但是仍有可以讨论的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大多考察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平均水平的影响，而缺少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效应的深入研究和对比。其次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家庭禀赋、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最后，现有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某一个省份或者是某一个地区，而对聚焦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的数据较少。基于上述，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 770户调研数据，运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从非农就业的角度分析其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探究家庭禀赋如何通过非农就业进而影响农户收入。上述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提供借鉴，而且对推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主要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如何；二是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因此，本文理论分为两部分，首先，厘清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关系，其次，建立“家庭禀赋-非农就业-农户收入”分析框架，即家庭禀赋通过促进非农就业进而提高农户总收入。

1.1 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

农户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息息相关，需要农户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不同农户拥有不同的家庭禀赋，进而会影响农户的生产效率，最终会造成农户收入情况出现不同差异。杨云彦和石智雷[14]认为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对于家庭禀赋的分类，学者对此具有不同的看法，罗明忠和罗琦[5]将家庭禀赋分为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政治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等五个方面；关爱萍和刘可欣[6]将家庭禀赋分为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本文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最终将家庭禀赋分为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四个方面。

1）家庭人力资本。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家庭成员个体或整体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由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健康状况等内容组成。家庭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17]，对农户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健康状况越好，且参加过技能培训，其获得工作的机率也大，从而能为家庭的增收带来更大的贡献。

2）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家庭或者家庭成员与社会其他主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整个农户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总和[14]，能够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减少搜寻工作的成本，有助于其找到工作。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8]，社会资本越丰富，能有效地增加人们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农户就业从而提高农户收入。

3）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经济资本直接反映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经济地位。一般来说，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家庭，其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教育和技能的培训，因此可以促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农户带来收入增长。

4）家庭自然资本。家庭自然资本是指家庭拥有的可供其开发利用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14]，本文用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林地面积来衡量家庭自然资本，土地是农户最基本的保障，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户较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农户而言，土地资源越丰富，其越会影响农户收入。综上所述，家庭禀赋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表现为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家庭禀赋对农户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户总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H1b：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总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H1c：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户总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H1d：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总收入具有促进作用。

1.2 家庭禀赋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

农户群体间就业能力的差距会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增加收入的难度也有所差别，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禀赋会存在强弱之分，从而导致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也存在差异[19]，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往往具备丰富的家庭资源，因此可能存在家庭禀赋的“马太效应”。

从家庭人力资本来看，相较于低收入水平农户而言，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使其获取就业能力更强，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较高收入[20]。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低收入农户家庭生计机会较少，社会资源并不丰富，而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拓宽其收入渠道，增加其家庭收入[21]。从家庭经济资本来看，与低收入水平相比，中高收入水平农户拥有较多的固定资产，且人均房屋面积多，在借贷抵押方面，更容易从金融机构借款经营，从而提高其经营性收入[22]。从家庭自然资本来看，中高收入水平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多，其获得的农业收入就越多，而以种植业为主要农业经营活动的低收入农户，土地面积普遍偏小且相差不大，从而依靠土地和农业投入所获得的收入也相差不大[2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影响，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家庭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影响，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促进作用。

H2b：家庭社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影响，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促进作用。

H2c：家庭经济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影响，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促进作用。

H2d：家庭自然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影响，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促进作用。

1.3 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

现有关家庭禀赋与非农就业、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的研究相对较多，且结论基本达成共识，家庭禀赋有助于农户非农就业[4-5，7]，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24-25]。具体而言，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为农户开拓更多视野，有利于农户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进而促进收入提高；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可以为农户建立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联系从而抓住机会获取非农工作，进而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农户收入[26-27]；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农户能更好地承担家庭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需要经济成本，也愿意分配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就业或创业，以期进一步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5]。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说明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土地分布更为集中，则有利于土地机械化生产，从而缩小了农业生产周期，使得农户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非农行业中去[28]，从而为农户带来更多的非农收入，进一步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因此，家庭禀赋通过非农就业进而影响农户收入，即存在着“家庭禀赋→非农就业→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作用。

H3a：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作用。

H3b：非农就业在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作用。

H3c：非农就业在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作用。

H3d：非农就业在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中介作用。

具体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图

2、研究方法（略）

3、结果与分析

3.1 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SPSS26软件中运用OLS模型就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影响进行回归估计，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表示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3.1.1 共线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当VIF>10时，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最大值均小于4，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1.2 家庭禀赋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禀赋各要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家庭禀赋整体上提升了农户收入，由此验证了假说H1。具体来看，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自然资本在5%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不同家庭禀赋要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当农户家庭经济资本程度、家庭自然资本程度、家庭人力资本程度和家庭社会资本程度分别提升1个单位时，其家庭总收入分别会提升3.163%、1.494%、0.422%和0.110%，由此验证了假说H1a、H1b、H1c、H1d。

3.1.3 可能的原因解释 1）从家庭经济资本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40-41]，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多，其家庭收入越多。2）从家庭自然资本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农户拥有较多的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时，则有利于土地集中化和规模化，其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农业收入，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越多，会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3）从家庭人力资本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劳均健康状况越好，且参与过相关技能培训的农户，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技能和信息来源，从而能够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较高，因此能够有效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4）从家庭社会资本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家中有村干部且与村民关系相处和谐的农户，表现出其社会网络更广阔，为农户家庭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人情支出越多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加宽泛的熟人关系网络，家庭成员可以利用这种“强关系”来获得亲友介绍工作、跟随熟人外出务工等就业帮助，从而增加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进而为农户带来更高收入[42]。

3.1.4 控制变量的影响 劳动力规模、流转土地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规模人数越多，从而增加了家庭劳动力就业的概率，进而会增加农户收入；流转土地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当农户将自己的土地流转以后，会积极的寻求非农就业来维持生计，因此通过非农就业赚取更多的收入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升。另外户主年龄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大，其收入越低。可能原因在于户主在家中担任主要的决策者，由于年龄较大，其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受到一定的制约，容易被非农岗位排斥，不易实现非农就业，所以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作用。

3.2 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差异，利用SPSS26软件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本文选取q25、q50、q75为代表进行对比分析，q25表示低收入水平农户，q50表示中收入水平农户，q75表示高收入水平农户。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表示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分位点，家庭禀赋各要素对农户的收入影响程度不同，且在q50、q75分位点上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家庭禀赋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H2得到验证。

1）家庭人力资本的影响。模型1中，家庭人力资本在q25、q50和q75分位点上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大，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逐渐增加，表明家庭人力资本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增收作用显著高于低收入水平农户，假说H2a得到验证。

2）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模型2中，家庭社会资本在q50和q75分位点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q25分位点结果不显著，说明家庭社会资本对中收入水平以上农户具有促进作用，假说H2b得到验证，对低收入水平农户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户家庭社会资源更丰富，更有利于农户去就业，从而会产生更强的增收效应，而低收入水平农户由于社会资本匮乏，不利于其获取就业机会，因此未产生显著影响。

3）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模型3中，家庭经济资本在q25、q50和q75分位点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正向效应是逐步扩大的，相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高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果更明显，说明家庭经营性资产越丰富，为农户带来的收入就越高，假说H2c得到验证。

4）家庭自然资本的影响。模型4中，家庭自然资本在q50、q75分位点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自然资本对中等收入水平以上农户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且高收入水平农户相对于中等收入水平农户系数呈下降趋势，说明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自然资本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大，假说H2d得到验证，而对q25分位点农户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这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而通过调研发现农户自然资本相对匮乏，因此难以通过农业来促进其增收。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差异，参照已有研究[37,43]，进一步采用全分位数回归模型，描述了各个解释变量在全部分位点上对农户收入的系数估计值与变化趋势。X轴表示农户收入的各分位数点，最小值取0.01，最大值取0.99，Y轴表示各解释变量对农户收入的回归系数。由图2可以清晰直观的看出各个收入分位点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及其变化趋势，且各分位点回归系数整体都大于0，从而印证了OLS回归系数都为正的结论。总体而言，家庭禀赋对农户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高收入水平农户影响显著为正，且低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不同分位点的估计系数变化较明显。

3.4 农户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1）家庭人力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总效应系数为0.422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家庭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则有助于家庭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将家庭人力资本和非农就业同时放入农户收入的模型后，家庭人力资本和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影响均显著为正。经过上述一系列检验，得出估计系数b1、c2、c1均显著，说明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b1c2值为0.080，且b1c2与c1同号，所以为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9.0%，可以解释为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中有19.0%是通过非农就业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由此验证了假说H3a。

2）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总效应系数为0.110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家庭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加入了非农就业以后，家庭社会资本和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影响均显著为正。由以上检验得出估计系数c2、c1显著，b1不显著，就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三步，通过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判断b1c2是否具有显著性。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05～0.030，包括0，因此，非农就业在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假说H3b不成立。

3）家庭经济资本。模型3中，检验过程与上述模型1过程一致，此处不再赘述，经过一系列检验，得出估计系数b1、c2、c1均显著，说明非农就业在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b1c2值为0.203，且b1c2与c1同号，所以为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6.4%，可以解释为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中有6.4%是通过非农就业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由此验证了假说H3c。

4）家庭自然资本。模型4中，检验过程与上述模型2过程一致，此处也不再赘述，从表7中可以看出，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2.054～0.296，包括0，因此，非农就业在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假说H3d不成立。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通过Sobel检验法计算Sobel Z值，以此检验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通过中介效应检验，Sobel Z值分别为3.760、1.727，且在1%、10%的水平上显著，与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检验结果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结果的稳健性。综上所述，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进而影响农户收入，而在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4、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构建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 770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1）家庭禀赋对农户总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

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对中收入水平以上农户具有显著的促进影响，而对低收入水平农户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19.0%、6.4%，此外，非农就业在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家庭自然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

4.2 政策启示

1）积极充实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水平，为农户增收致富提供关键性帮助。一方面要重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结合黄河流域中上游农户发展状况来看，农户家庭受教育程度平均为初中文化，教育水平相对来说较低，同时缺乏专业技能培训，是导致农户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充分利用当地教育资源来提高农户农业技能水平，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劳动力注重专业技能培养，以弥补接受基础教育年限短的缺陷。另一方面，重点关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社会资本的培育，加强农户与周围人的联系程度，增强农户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亲友等获得就业信息，帮助农户降低就业机会搜寻成本。

2）积极关注低收入水平农户的生活状况，有针对性为农户增收提供帮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相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低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基本以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为主，青壮年劳动力较少，因此，要重视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落实农户低保、高龄补贴、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投入等财政性支持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帮助农户改善家庭禀赋质量，从而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本文研究还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为这类农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应适当减免其水电等费用，适当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让低收入水平农户有能力自主购进农业机械等生产工具，从而提高规模经营效率。并且为其提供种子、化肥、农药补贴等，保障其农业经营收入，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绿色农业技术的培训与指导，逐步改变小农户粗放经营的现状。

3）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户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源，政府部门应该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发展的非农产业，应大力发展特色县域经济、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同时鼓励发展家政、养老、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手工制作等地区特色产业，从而吸纳更多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对农户自主创业应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资金上的支持，从而破除农户的经济资本禀赋约束。另外要重视家庭禀赋对非农就业的积极影响，鼓励农户发挥家庭禀赋优势，实现高质量的非农就业转移，进一步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

原刊于：农业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