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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奎口述：登台前后及首演《大·探·二》
王泉奎口述
登台前后及首演《大·探·二》
我生在宣统三年( 1911年) 的正月十四。当时我家住在北平城的西便门。我父、兄都是戏迷。我父亲能拉两下胡琴, 长兄爱唱老旦。当时我家附近烂漫胡同的“常熟馆”里有个叫“娱乐雅集”的票房; 校场口内也有个称“余暇寄友”的票房, 我常随兄前去玩票：清唱一出《遇后龙袍》, 兄唱老旦, 我来花脸, 很是尽兴。
我“投师下海”时是在1928 年。由一位叫沈庄的盲老头引见我拜在了张春芳先生的门下。张师父是“长春班”坐科出身, 收我时他已经快四十多了。师父一生收有不少弟子, 都是排“奎”字的, “泉奎”这个艺名就是拜师时由师父给我起的。师父看中了我的艺术条件, 寄厚望于我。他以金(秀山) 派演法传戏给我, 为我说的开蒙戏是《高平关》。
在我拜师后的第二年, 师父领我去找杨小楼的姑爷刘砚芳, 请他收我到杨的班社里“效力”。刘先生原本唱老生, 后专做了杨小楼戏班的班主。我师父当时也在杨的班里做小管。刘先生能拉一手好胡琴, 那天便亲自操琴给我吊了一段《锁五龙》。我当时年轻,嗓子正冲, 一段《锁五龙》唱罢, 刘先生连声称“好”，即对我师父说: “下礼拜就上买卖吧! ” 这样, 我进了杨小楼的班社, 开始了粉墨生涯。
我在杨的班社里头一年“效力”只挣八吊钱的车马费。从第二年开始才正式拿一场戏两块银元零二十吊钱的戏份。杨小楼那时不唱夜戏, 演出几乎都在白天。常在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演出。我头一次登台即是与徐霖甫先生在华乐合作《遇后龙袍》。
我初登台时, 正值京城舞台上铜锤花脸一行“断门”二十年的青黄不接之际, 此时金秀山、刘永春、郎德山等早故, 舒子元、德子文、时玉奎、裘桂仙等老先生也已上了年纪, 唱铜锤的后继乏人。我登台后搭班很多, 更得以与一些前辈名家同台, 使我获益匪浅。记得在与裘桂仙先生一同搭班时, 我常为他配演姚刚、小黑。裘在晚年嗓子不济, 也常由我代替他上场。
1931年, 我搭尚小云的“重庆社”演出。此时谭富英正给尚“挎刀” (挂二牌)。我们三个人唱的调门合适, 尚小云提出合演《二进宫》。于是我们在“哈尔飞” 戏院(今西单剧场) 演出了一场。由于此剧在当时掩迹已久, 乍一演来,十分轰动。到1935年, 谭富英自己组织“扶椿社”, 独挑大梁，我在他的班里常贴演《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 仍是以单折演出的, 由富英和二路老生宋继亭、哈宝山分饰杨波。富英当时也正年轻, 嗓子好, 心气高, 他找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三出戏拴在一块, 连起来唱? ”我明白了他的心思, 自己也有这个心劲, 但又想到花脸要连唱三出更费气力, 况且又史无前例, 便说: “恐怕我顶不下来! ”富英一再恳求试试, 我就答应下来了。头一场演于吉祥戏院, 富英扮杨波, 我演徐延昭,旦角是王幼卿。三出戏连着唱下来, 我感觉还好, 富英非常满意, 观众更是欢迎。连演数场很是叫座, 从此《大·探·二》就唱红了。
随着演出的日益增多, 我便留意对一些旧的服装、道具进行翻新改制。象徐延昭怀抱的铜锤, 原来只有个形儿, 包上块红门旗就成了。我觉得这样过于简陋,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 金色锤头, 攀龙漆金锤把,在锤下再系上两个黄绸彩球。比原用的精美、适用多了。另如徐延昭戴的侯帽, 又称“台顶”。从前, 它两侧的耳子只是两块涂银的片子, 很粗糙而不够气派。对此我曾改过两次: 先改成涂金挂穗子, 仍觉小气,就又加大两片, 镶以点翠的图案, 使之显得精美、大方。随后, 我又制了几件绣金蟒, 进而使舞台上的定国公形象有了很大提高。
《大· 探· 二》一剧, 自我初演到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先后与王又宸、言菊朋、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李少春(只演《二进宫》)、雪艳琴、言慧珠、张君秋、李宗义、李鸣盛、沈金波等合演。其中同宝森、君秋的最后合作, 是1951年在香港。1956 年和1958年, 我随团出访欧洲时, 曾两度将这出戏带到国外,演出大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 王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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