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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学界在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时,经常会借鉴地理学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在地理学中,尺度是一个重要概念。尺度在严格意义上指一种表现的等级,尺度影响空间信息的内容、分析结果和人最终的认知。在一种尺度上有意义的关系和理解,并不适用于另一种尺度的情况。同样,在文学地理学中,尺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学界似尚未有专门的讨论,现尝试简要论之,以抛砖引玉。
诗歌创作的尺度问题
在文学地理学中,尺度首先是一个具体的创作实践问题,不同的尺度会对诗歌创作带来客观影响。
地理环境描写的尺度问题。诗人对地理环境展开描写,尺度问题自然就内含其中。对诗歌描写的尺度展开分析,能窥见诗人的创造力。明杨慎《升庵诗话》评唐杜牧《江南春》曰:“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此后胡震亨、宋宗元、何文焕等学者多有批评,不过皆未切中肯綮。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云:“前人评画,对于具很大的容量的小品,常常誉之为‘尺幅千里’。我们读了这首诗,也有这种感觉……(杨慎)对于这首诗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却完全没有理解。他既不懂得艺术形象可以而且应当从个别中见一般,一般即存在于个别之中,同时,又将想象排斥于创作手段之外,认为凡属诗中所写,必须目见耳闻。”确是灼见。这引出了诗人创作时的三种空间尺度:想象的宏观尺度、现实的观察尺度、想象的微观尺度。诗文中对地理环境的描写,最常见的是现实的观察尺度,即“目见耳闻”,但充满“美学意义”、夺人心神的往往是想象的宏观和微观尺度,《庄子》的北冥鲲鹏和蜗角之争可谓代表。这种通过想象展开的或广大、或精微的“尺幅千里”的尺度变幻,体现了文学特有的魅力。
游览行旅诗歌的尺度问题。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设“游览”一类,另有“行旅”一类,收录的都是山水诗,但因游览与行旅的尺度不同,两类诗歌区别很大。王文进在《南朝山水与长城想像》中以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例,提出“游览”与“行旅”代表着南朝诗人两种不同的观照山水的模式,因而对山水的文学书写也就存在差异:“综观其‘行旅’一类之收录标准,系以赴任旅途之作为主。因此举凡到任之后再行出游之作,则视为‘游览’之诗。”“行旅”是长距离的,属于宏观尺度的考察,而“游览”是短距离的,属于微观尺度的考察。“游览”和“行旅”在地理尺度上的巨大差异,带来诗人对外在景物的体验和内在心境的不同,进而影响山水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按当代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说,这是不同尺度的具身认知对诗人创作的影响。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尺度问题
在文学地理学中,尺度更是一个研究的理论问题,会直接影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对文学地理现象认识的广度与深度。
宏观、中观尺度的“以人系地”研究。作家的空间分布情况,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成果基本采用宏观或中观尺度上的“以人系地法”。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之“元剧之时地”部分,率先通过对元杂剧作家籍贯的考证与统计,揭示元杂剧中心由北往南转移的文学现象。刘经菴《中国纯文学史纲》在“结论”中附录《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开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之先河。之后陈正祥、曾大兴、梅新林、夏汉宁、刘跃进、杜红亮、邱江宁等一批学者继踵接武,发表了丰富的“以人系地”研究成果。宏观或中观尺度的“以人系地”研究,对理解全国、江河流域或省级行政区视域下文学重心的变迁、作家分布的空间结构等文学地理大势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
微观尺度的“以文系地”研究。与宏观、中观尺度的“以人系地”研究相比,在微观尺度上,更适合采用“以文系地”研究。具体的地理环境会影响作家创作,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实现对地理环境的书写,读者通过文学作品才能了解作家和文本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因此,微观尺度的“以文系地”研究,链接了地理环境、作家、作品和读者这四个文学要素,能有效融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空间的文学”与“文学的空间”。笔者曾对组成苏州空间系统的城区、虎丘、灵岩山、太湖等九个二级空间的清代诗文分布情况展开研究,发现虎丘地区在苏州空间系统中具有明显的文学区位优势,表现为创作相关诗文的作家人数多、诗文数量多,而虎丘的文学区位优势与虎丘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并且在诗文中有丰富生动的文学书写。这种微观尺度的“以文系地”研究揭示了一个与宏观、中观尺度“以人系地”研究不同的规律:在宏观尺度上,作家的流动表现为向以都邑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集合的趋势,但是在微观尺度上,作家在选择具体的创作地点时,则表现出向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源丰富的地区集合的趋势,而这些地区一般不在城市中。
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关系。不同尺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意味着不同的观察对象,还意味着观察的精度和表现的等级。微观尺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不断细化、深化对局部的认识,反过来对宏观、中观的研究有补充和推进作用。宏观、中观世界不是微观世界的线性叠加,微观世界也不是宏观、中观世界简单的微缩版。宏观、中观世界有其规律,而微观世界可能另有规律。在宏观、中观尺度观察到的本质,缩小尺度后用微观的方法进行观察,却往往发现这些本质只是现象,在微观世界另有不同的本质。与微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宏观、中观尺度无法顾及具体的细节复杂性。在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宏观、中观和微观结合并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尺度的层次越丰富,对文学地理现象的本质认识就越全面、越深刻。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研究历史的三种时段: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个人时间)。不同历史时段不仅研究重点不同,而且意味着影响历史发展的结构要素也不同。同样,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时,采用不同的尺度,其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和影响因素、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差异,因而研究方法、观察精度也相应有所不同。三种不同尺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之间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有着有机的联系,而其中的具体关系还有待学界深入发掘。
此外,有了清晰的尺度概念,在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前,我们能先对研究内容进行定位,划定范围,明确层级,然后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尺度能细化研究对象,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区域差异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尺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空间。
(作者系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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