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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用这句话来形容三位战犯，那是再恰当不过了。当年，他们出于不同缘由改换阵营，有的投身复兴社特务处，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军队。
通常而言，转变阵营往往会被看作叛徒。这些“叛徒”曾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相继被捕、被俘，之后在战犯管理所学习了至少十年。尽管特赦之后他们大多成为政协文史专员，待遇也较为可观，但与他们原本的“资历”相比，差距还是十分显著。
能够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人，文官最低也是厅长级别，武官最低是少将级别。唯有章微寒是保密局浙江站的上校站长。他之所以要再次接受改造，是由于他在投诚且被公安局录用之后，依旧和毛人凤有所勾结，并且在他家中抓到了一名从台湾偷偷潜回的特务。
章微寒进入战犯管理所属于特殊情况，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朋友们，看到那些战犯的军衔也会忍俊不禁：蒋介石麾下怎会有如此多的中将？杜聿明、王耀武是中将，他们手下的兵团司令也是中将，兵团司令下辖的军长大多同样是中将，有些师长竟然也是中将，这么多中将聚集在一起，究竟谁来指挥谁呢？
在蒋介石麾下，晋升为中将相对轻松，晋升为上将却犹如攀越登天险途。因此，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仅有上将王陵基一人。担任蒋系“中执委”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其权力远大于王陵基，然而两人的军衔却有着巨大差距。这其中的主要缘由，是这些中将“过于年轻”。王耀武和杜聿明年龄相同，均出生于1904年，各位读者自然能够算出，他们被俘时不过四十多岁。而王陵基出生于1886年，还曾与蒋介石论过“同岁”。
王陵基曾掌掴蒋介石，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人始终追随蒋介石。他们进入战犯管理所后，虽心有不满，但还谈不上多么懊悔。然而，另外三位中将在我方的资历之深厚，说出来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我们今日要提及的这三位达到中将级别的“叛徒”，分别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获得特赦的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特赦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以及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
笔者撰写了不少关于文强的事迹。他的社会人脉和资历背景，部分情况确实不便详述。可以透露的是，1925年6月，文强于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主青团，1926年1月，他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同年3月，他脱离国民党，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1927年，文强参与八一南昌起义时，已是贺龙所率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与他同为连长，且曾在黄埔学生队同宿舍居住、还打过架的林同学是上尉。两人打架的情节以及他们的军衔情况，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着饱含深情的细致回顾。
在军统阶段，文强便已晋升为中将，并且是由老蒋正式签发铨叙令的，其含金量比戴笠那个“中将副局长”还要高。
文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多年后在《口述自传》中还坚持这一观点：“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文强称自己问心无愧，却未言无悔，原因在于彼时他于我党已身居高位，若不意气用事，未来发展一片光明。他在《口述自传》中骄傲地提及：“1930年，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牺牲后，省委让我接任此职，我成了省委常委。之后，我担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着二十三个县。而那时，另一个苏区仅辖十二个县。我负责的二十三个县，构成了一大片根据地。”
文强生于1907年，年仅二十三岁便领导了二十三个县。此外，他还提及了一个苏区的名字，出于尊重，在此就不提及该苏区名称了。
文强当时在我党的级别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他不负气出走并跟上级失联，后来会发展到哪一步，笔者真是不敢想象。
由于产生矛盾，文强历经波折被戴笠拉拢，陆续出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1946年，在胡宗南和孙连仲联名举荐下，蒋介石正式下令将其晋升为中将军衔。
文强三十九岁时获正式晋升为中将，此后便再未得到进一步提升。无论他是在长沙绥靖公署担任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处处长，还是前往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出任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其军衔始终保持为中将。
1949年1月，文强以中将的军衔被俘虏，直至1975年才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倘若当年运气好一些，在上海成功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把问题处理好，或许就会和陈赓将军一同去看望另一位“黄埔一期学长”郭一予了。
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我们未能见到郭一予的形象，原因在于他的形象不太好，文强和沈醉于回忆录里对他的评价都不算高。
文强曾参与南昌起义，然而郭一予的资历比他更深：郭一予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担任教务主任，至于那两所学校是由谁创办的，各位读者可自行去查阅相关资料。
在革命陷入低谷之际，郭一予背离了组织，始终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当他被俘之时，已然担任徐州“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办公厅中将主任。不过，不清楚他和文强在徐州谁的地位更高。
郭一予和文强在同一批获得特赦，但他并未留在北京，而是返回湖南，担任了省政协委员以及省参事室参事。相较于享受厅局级待遇的文强和沈醉，郭一予的待遇明显低了不少。
文强过于执拗，郭一予过于宽松，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之一韩浚是个很难评判的人物。他身为黄埔一期学员，没赶上南昌起义，却参与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由谁领导，想必大家都清楚，也就不用我多言了。
韩浚身为黄埔一期学员，同时也是苏联红军大学的毕业生。他未能参与南昌起义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另有隐情。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黄埔四期生陈树华回忆道：“我们途经武宁、靖安，抵达奉新。当时韩浚担任参谋长，我们追赶八一起义部队却未能追上，于是决定让余洒度代理师长之职。随后，韩浚和卢德铭前往中央（武汉）请示。”
卢德铭与韩浚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于是在修水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出任师长，韩浚担任副师长兼参谋长，辛焕文则是政治部主任。据韩浚回忆：“作为前委书记的毛委员来到铜鼓和修水，领导秋收起义。卢德铭在铜鼓与毛委员会面，共同商讨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1927年9月上旬，在毛委员的领导下，规模宏大的秋收起义爆发，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在《井冈山斗争口述史》里，诸多老前辈多次提及韩浚，韩浚本人也有相关回忆。然而，韩浚为何投靠老蒋，还最终成为中将军长，当时的战友范树德（1975 年被特赦）也不太了解情况。他表示：“我那时负责后勤工作，并不上前线。我在武昌担任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长时，韩浚已是中校参谋长。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离队的，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也不便过问。”
韩浚脱离红军后，逐步晋升至中将参谋长之位。最终在莱芜战役里，他与李仙洲一同被俘。据说他应算作主动投诚，故而相较于文强和郭一予，他早十多年获得特赦。对他而言，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特赦后的韩浚返回湖北，出任省政协文史专员，还于1977年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
文强、郭一予、韩浚三人在蒋介石麾下，能够做到中将的职位已然是极限。凭借他们的特殊履历，想要像王耀武、杜聿明、王陵基那样成为掌控一方的封疆大吏，是毫无可能的。
看似被“赋予重要使命”，实则早已被列入另类名单，这三位被贴上“叛徒”标签的中将，在蒋介石那边必定难以晋升，是否会被蒋介石当作全面失败的替罪羊也未可知。笔者最后想向读者朋友们请教的，是另一个问题：以文强、郭一予、韩浚的资历，倘若一直留在红军未曾离开，最终的职务应当与我军哪位将帅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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