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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全国政协常委甄贞认为，一些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宣扬网络暴力、传播色情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的温床，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她建议落实平台责任。
全球社交平台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格局，以中国地区的“两微一抖”（微信、微博、抖音）、欧美地区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已经覆盖全球绝大部份网络用户。这些平台上的任何言论都有可能吸引大量模仿者、追随者，进而可能成为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而受害者往往不仅仅是未成年人。
说到底，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线内容该如何有效监管。而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落实平台责任。这已是一个全球性议题。
平台责任的真正落实，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法治，通过立法厘清责任、规范运营。二是平台自治，即科技公司要有自我监管的意愿与执行力。
以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脸书为例，随着规模的扩大，脸书逐渐向公共论坛的方向发展。近年来，脸书在线内容中出现了不少有害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冒出了海量的疫情阴谋论、虚假治疗方法等信息。以前，这些有害信息是分散性的、地区性的，而今，由于一场全球性的疫情，脸书在内容监管方面的短板充分暴露了出来。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审核有漏洞，二是社交平台责任不明晰。科技公司倾向于主张自身只是平台提供者，不对具体内容负责。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终于答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
法治方面，欧盟正在加紧制订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这将成为平台责任履行的法律依据。该法案将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责任界定，甚至还可能将其视作公共事业来管理。
自治方面，脸书在今年5月初正式公布了“监督委员会”的首批20位成员名单，这些成员在组织架构上独立于脸书公司，并将对脸书在线内容进行高级别的监管。此外，内容的AI审核和人工审核机制如何优化，如何避免类似于“误删真新闻”这样的乌龙，脸书也在持续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社交平台内容监管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同样需要法治与平台自治相洽共行。其中，如何合情合理、宽严适度地界定平台责任，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尤为重要。如果将所有责任交予平台，是否会导致平台因寻求自身安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从而影响平台活跃性？如果对平台约束过多，是否会限制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这都是需要立法者慎重思考的问题。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规模越大，其公共属性就越强，社会责任也越重。科技公司应首先具备“科技向善”的意识，主动担责，勇于进化，不能一味被动等待法律出台。如果任由有害信息发展而不加改进，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最终殃及企业自身。所谓“长恶不悛，从自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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