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前后婺州四英烈：宗泽 梅执礼 郑刚中 潘良贵

大家好，欢迎来到IT知识分享网。

以下为正文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存世中国传统诗歌中最为悲壮的一联诗。这是一联足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诗歌！因为诗歌的作者用他的生命为代价，践行为民族大义而慷慨赴死的意念。 诗歌的作者是文天祥，一个南宋末年的状元，在国家危难之际，先是组织义军英勇抗金，失败被捕后，在元朝皇帝给出的“宰辅”与“去死”两个选题中，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而早于文天祥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前后，具有文天祥同样精神与类似事迹的人物，在金华已有出现，而且不止一个，是数人——宗泽、梅执礼、郑刚中、潘良贵，同出于北宋，都曾经历靖康之难，其中梅执礼死事其中。四人皆进士出身，都有道德文章传世，乃国家栋梁，加之应对靖康之变时之壮举，他们一一列入《宋史》，各各有传。 古婺乃文化之邦，至宋代始，士人辈出，他们道德文章昭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行动诠释他们文章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清代进士，曾任兵备道一职的张安豫认为：“浙以东郡国有八（指浙东八府），独婺杰然有伟人。”（《清金华府学重建乡贤祠记》） 文士的本职本是“继统濂洛，载明圣学。文被明章，藻于缃素”，但他们在南北宋隼接之靖康之变前后的危难中，以行为践行了士大夫的浩然正气！他们“知足以敦正学，忠足以匡社稷。”张安豫先生定义他们乃：“吹玉笙，竦瑶剑……武薦峻功，光于常夷……锋镬如饴，气贯虹日。”

皆为进士出身 都有文章传世 皆留浩然正气

靖康之难前后婺州四英烈：宗泽 梅执礼 郑刚中 潘良贵

听其言识其人

《婺文化丛书·金华市历代名人》一书对此四人各有介绍。本文将四人纳入一文，彰显的是他们的事迹与共同精神，四人在本质上皆读书人，他们自己的文章能直指人心。

金华自宋至清，被誉为文献之邦，金华后起读书人亦善于整理编著前人文章。本文涉及的宗泽等四贤的文章就见诸多种地方文选，如元代理学家吴师道所编著之《敬乡录》，明代曾任金华知府、江北四子之一赵鹤所主编的《金华文统》等。

文如其人，文能言志。《敬乡录》与《金华文统》的编撰皆具一共同特点，列其人事迹于其文章之前，因《敬乡录》在先，故《金华文统》乃属承继，但承继不等于照搬，而是有所损益，事迹之介绍前者较详，后者则极为精练，此其一，前者按录入文章者年庚排序分卷，而后者则经权衡思考，以他所认为的轻重排序。

赵鹤在金任职编辑了两本书，先是《金华五先生正学编》，他认为，吕祖谦开创吕学，功至伟，而四先生何王金许羽翼考亭(考亭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上接濂洛，致理学广被天下，粹乎于正，乃为金华文化之极。再编著《金华文统》，他认为识人识文当视其能否“表里始终”、能否“识之本于诚信”， 本文所叙之四先贤之文皆列于卷一中。赵鹤编辑两书目的是供于府学诸子学习，即便读得满腹经纶，而不能尽忠于国家，则学问何益之有？吕祖谦奠基金华向学之风，四先生以“正学”著于世，赵鹤的识见亦有益于后世借鉴。

(图文无关）

四先贤英雄事迹

宗泽

《金华文统》卷第一之首便是宗泽。 “宗泽（1060—1128） 字汝霖，义乌人，仕宋值靖康难，劝康王正位以系人心，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收治汴都，力图恢复，请高宗回銮，表疏至二十四，上弗听，抱愤以卒，后谥忠简。” 《金华文统·宗泽》 “逾年修宫禁、治城壁、增武备，有众百万，盗贼皆为用，流亡复业，商贾辐辏。前后二十余疏力请上还，为黄潛善、汪伯彦等所沮。忧愤疽发于背，七月卒，临终无一语及家事，但呼过河者三。” 《敬乡录·宗泽》

成长过程一二事

宗泽于北宋嘉祐四年出生于义乌石版塘，家境贫寒，但宗泽自小读书，宗泽十多岁时，举家迁往廿三里，宗泽得以接受当地名士陈克昌、陈裕的教诲。宗泽显露的人品与才智使陈裕后来择其为婿，那个时代的父母之命的形式之一，是以父亲的不凡见识为女儿谋得一个好的夫婿，陈裕之于宗泽和朱熹挑选黄幹为婿一样，是最好例证。

宗泽20岁左右外出游学，进一步扩展了视野，更奠定了胸怀天下的大志。33岁时，宗泽在顺利通过前置的多项科试后，参加殿试，在“对策”一节（对策是考生的治国大略之综述，对策又称策问，是八股中最重要的一股，考核考生有否具备治国栋梁之才智），宗泽洋洋洒洒写下一万数千字，有对境内外大局分辨、应对之策。内政举措一项，宗泽力陈时弊，文中有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不实诬陷，贬逐葵确一节。宗泽敢于直言的个性使之不顾一己的考试结果。他的篇幅之长又超过了当时秉政的高太后对本次对策一文的字数限制。主考官最后“以其言直，恐忤旨”而将宗泽的名次置于了“末科”，殿试考生乃万千读书人中的佼佼者，殿试后，宗泽所得为“同进士出身”。宗泽没有在乎，他认为：“事君尽忠，自今日始，岂可图前列而效寒蝉乎”。进士及第后取得了出仕资格。宗泽应完试与友人同游华山，写下《谒华岳》一诗，诗之后段写道：“平居蛰云雷，飞雨溢四溟，此岂真有之，落笔纷纵横。发我文物秘，象渠膏泽倾。太华屹不摇，我山身载行。”前二联乃况观山景若观画卷，再二句表达作者情怀，诗画华山传达了传统文化的秘诀，士大夫当有“云出岫，当为天下雨”之为国为民的胸怀，最后一联先回到描写华山的峻伟，再自况一己之报国之心如山一样坚定，立意要付诸于行动。

诗言志，宗泽一生所为确如其学有初成之时所言。

精忠报国，后谥“忠简”

宗泽的著作以《宗忠简公集》传世，忠简是宗泽殁后宋高宗赵构的赐谥，高宗同时还谥封宗泽为“观学殿学士”“通议大夫”。忠简是表彰宗泽的忠与直，忠臣与奸臣是帝制时代为臣者好恶的首要判别标准。宗泽的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了国家与民族存亡，以过63岁之高龄担责领兵于抗金前线，以自身的高超谋略与英雄气概统帅与激励前线军民奋勇战斗。二是他的直言进谏，论语中有一节论一言兴国与一言丧国，一言兴国乃言君臣相得，君虚怀能纳诤，而臣敢于直面谏争。一言丧国是言国君自以为是，没有了为臣者敢于抗言。宗泽为吁请高宗回銮汴京，上高宗二十四疏，力主高宗回到北宋都城开封。宗泽认为，为君者当先有“恢复”之志，回銮北宋都城，有利于激励全国上下臣民、前线将士的斗志，同时，重回首都开封，国家军队的部署与战备中心当前置于开封之北，按宗泽的计划，首先是坚固已成前线的这一重点地区，强兵强己，则“恢复“大业可举。

宗泽对这一地区数年治理效果，确实可以构筑成敌人不敢轻易南侵的坚固防线，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如宗泽那样具坚定抗战信念的臣宰群体，而当时不少重臣对金兵的勇狠善战心畏如虎。因为徽宗长期居于帝位，信任奸佞，沉溺书画玩物丧志，更有甚者，搜罗天下之奇珍异宝，大规模动用国家财产修建皇家园林，导致整个国家沉溺于荒淫，“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则一个国家可坚如磐石，而徽宗后期则与之相反，堂堂大宋被金摧枯拉朽。

南宋之初收拾残局，无可用之财，无可用之兵，在此危局下，李纲、宗泽这样有坚定信念的“抗金双杰”才有机会挺身而出，而多数廷臣或恐惧或迟疑，高宗在两者间的取舍，倾向于偏信苟且偷安的后者。明代的土木堡之变，明军主力悉数被歼，一应佞臣纵容南迁，而于谦力主保卫京都，避免了重蹈南宋悲剧。从明代的这一段历史，我们足以认识宗泽二十四疏坚持回銮的历史意义，宗泽与于谦乃中国二千余年帝制时代最为优秀的统兵文臣，他们都是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由文官转而为战场统帅，不仅能统兵取得一次次战役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困局的勇气以及放眼全局的眼光。此疏中间一节宗泽贬斥当朝侫臣的种种非为，锋芒又直指高宗

之偏颇，最后一节如下：“陛下不早回九重（首都开封），则天下非有定止，臣不胜愤懑激切，再渎天听，狂妄干冒，甘俟鼎镬（鼎烹刀剐）”。一个深切领会了孔子忠奸之理，而勇于践履，敢于逆君谏争的刚烈之臣已跃然于纸上。惜乎高宗不能接受这等真正能使宋朝中兴的诤言，而一腔热血的宗泽因失望与悲切而成疾“抱愤而卒”。高宗未接受宗泽一再催促他北上回銮的恳请，也没有因宗泽的逆耳之言而重责宗泽，其中自有曲折。

靖康元年，徽宗与钦宗已是瓮中之鳖，金国统帅斡离不企图以议和为名将尚不受羁靡的康王赵构诱骗到金营，命叛宋投金的宋朝和议使王云返回开封，传言只要派遣赵构前往金营议和，和议一旦达成，金兵即退。钦宗误信，任命赵构为和议使，准备让其与王云同赴金营。对此，宗泽先上疏反对，无效。而当康王赵构等北上途经宗泽守卫的磁州时，宗泽当面揭穿了金兵统帅斡离不与宋朝和议使王云的阴谋，赵构终止行程。没有宗泽的磁州阻驾，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宋高宗。康王赵构属庶出，从不得父皇徽宗所喜，但赵构天智聪颖，因不得宠，反得以扩展其与社会的接触，赵构也可谓文武双全。写得一手好字，射箭可以百步穿杨。徽宗与继位的钦宗在靖康之变中一无对策，余皇子亦不见一人有任何举止可志于史册。为何斡离不盯上赵构，而宗泽不惜违君命阻驾，敌我双方都认识到了是时赵构关乎临难之大宋有无可能续命。

徽宗乃亡国之昏君，而高宗倾向和议，却难言为投降派，南宋一朝留下最多的表达反抗异族及复国的画卷，如李唐的“釆薇图”“晋文公复国图”以及刘松年的“便桥会盟图”“中兴四将图”等，而李唐在北宋朝曾入康王府充任为教授赵构书画的家宦，年八十后又被已登位的高宗赵构任命为宫廷画师，“恢复”题材的画作乃真正的承命之作，此中透露的才是赵构的心曲。赵构怯战，赵构冤杀岳飞都足可批判，但这改变不了若无赵构则可能就没有南宋这一事实。徽、钦宗被俘后的悲惨下场是先例，高宗有意于复国，在他看来和议属一时之计。

靖康难中，宗泽冒死勤王；靖康二年，宗泽一面讨伐金国傀儡张邦昌，一面敦请赵构继统，国不可一日无君，此举是为安定人心，以聚集力量抗金。

忠简公宗泽无疑是南宋的创造者之一，客观而言，是宗泽的远见卓识先保障赵构不被金人所掳，又是宗泽助力赵构继统，宗泽又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抗金支柱，南宋之初有赖于宗泽多矣。

临危不惧，宋军首胜

与金之战役首胜在宗泽，宣和四年，宗泽被钦宗派往前线磁州任知府，年己六十有三的宗泽仅有十多位老弱随从，此时的金兵锋芒正炽，长驱直入，黄河以北各县官吏弃职而逃。有人劝说：“敌已犯真定，虽往何益？”而宗泽置闲言于度外，途中有作《早发》一诗如下：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临危不惧、满怀信心，俨然笔下。到达磁州后，他首先收拾好一城之军备，具体措施是加固城墙，补充器械，招募义勇，做长期固守之准备，伺后，宗泽上奏：“邢、洛、磁、越、相五州各屯精兵二万人，敌进一郡，则其余四郡都应援。”这年冬天，金兵统帅斡离不攻陷真定后，并迅速渡河推进，直逼开封，斡离不为防范宗泽率部从其后方袭击，分遣骑兵攻打磁州，宗泽披甲登城指挥，士兵奋勇，粉碎了金兵攻势后，乘势杀出城外，杀敌数百，这是宋军首胜，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军民的抗金斗志。

金兵敬畏，称“宗爷爷”

赵构在南京即帝位，宗泽与李纲一同入朝对答，提出复兴国家大计。李纲被委以宰相之任，而出于坚固前线的迫切需要，宗泽任东京(洛阳）留守兼开封尹，收治汴州，力图恢复。此职兼具重要性与危险性，是抗金前线的重镇。

建炎元年，宗泽到开封，整军布防借鉴磁州经验而更为精致，从开封至黄河两岸建起纵深发展的防御体系，是前所未有的最强固的防御体系。

黄河之北一度沦陷，民众就乱纷纷形成大小武装，可谓之为“义军”，也可谓之匪患，一则其具抗金一面，另一则无所约束，流窜犯案。宗泽的胸怀与智慧是能“化匪为兵”，他看到“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他以其诚以及宽阔的胸襟团结一切力量，宗泽统两河，则两河民军悉数为义军，听从宗泽调遣，形成众志成城的抗金防线，宗泽培养选拔了岳飞、王再兴、李贵、丁进、杨进等一批杰出的抗金名将。

同时恢复两都城良治，“流亡复业，商贾辐辏”，因靖康之难而逃亡的市民被吸引回城重操旧业，商业氛围复苏，两都是临难的重灾区，而在宗泽的治理下得以重振。

宗泽镇边，金兵不敢犯，两河军民奉其为神明，而金兵对其敬畏有加，称其为“宗爷爷”。

岳飞抗金，勇于冲锋陷阵，左冲右突。英勇气概无双。不失一神勇武将本色。而宗泽领兵兼具元帅与文臣两性，更在乎大局，更在乎于建立一种立于不败的大势，宗泽念兹在兹于高宗回銮的深意也在此，可惜高宗为佞臣左右，又惜乎宗泽有真正作为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衰年。如若这二项得以改变之一，大宋恢复最具可能。正史与文学作品之间，有时后者的影响更显著。

文韬武略，胸怀博大

宗泽曾设计捕获金军的契丹族将领王策，王策此前曾屡屡率骑兵往黄河两岸措置战事，被俘的王策自认为必死无疑，而宗泽亲解其缚，待之以酒食，并劝诫王策，言契丹与宋为兄弟，而今女真灭辽欺宋。契丹应报亡国之恨，义当协谋共同对敌。王策因之感动，将金兵沿河布防禀报宗泽，成为宗泽北伐的依据。

策反王策是宗泽联合被奴役各族联合抗金的一个具体举措。宗泽亲撰《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其目的一是大军到日执呈，免致误被杀戮。宗泽认为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

宗泽为官时时体恤黎民，反对重税苛政，而希望府用节俭，藏富于民。一个真正的士大夫爱国、爱民、忠君，缺一不可。

梅执礼

梅执礼(1079—1127)，浦江通化黄茅山下（今兰溪梅江镇梅街头村）人，字和胜。梅家贫寒，梅执礼未及冠，遇家中亲老无以为养，便冒雪至城，以诗谒邑宰。中有一联：“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趋舟。”县令见之甚叹其才，遂延其教子，梅家依靠执礼的教资得以为养。之后，梅执礼因品学兼优而得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梅执礼进士及第。 《金华文统·梅执礼》

“被荐不私谒宰相”

梅执礼中进士后，先任常山臣，未实际到任，改任敕令删定官，因成绩突出迁任九域志编修，任期满后被授武学博士。梅执礼本是文官，却亲自带着弓箭。

大司成强渊明认为梅执礼德才兼备，堪担大任，便向当朝宰相推荐，不意宰相却以未曾见过梅执礼为由拒绝。

北宋末年，政坛不正之风盛行，年轻官吏为求速迁，难免有屈身事权贵的举止，梅执礼不谙此道也不屑于此道。听闻之后，他的态度是“卒不往谒”。同时他表露出他的态度：“以人言而得之，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梅执礼坚持凭着自己的良知与才智走正道。

“以中书舍人紏论皆见德”

梅执礼为官刚正不阿，一般官员不敢碰硬的事梅执礼敢为，林摅凭借曾经是执政大臣的关系进入皇城留宿，并企图官复原职，梅执礼上奏朝廷阻止了他。内待张佑督查修葺太庙，却弄虚做假，还自请奖赏。梅执礼上奏揭露其丑。梅执礼屡屡阻断作恶者阴谋，因为他的突出表现，梅执礼升迁至礼部侍郎。(紏论：直接干脆的批评)

“责王黼被夺职”

梅执礼开始与当时的宰相王黼关系尚好，在梅执礼升任至礼部侍郎一职后，王黼开始邀他出席其家宴，王黼办的宴席非常奢糜，山珍海味、肉山脯林。王黼还夸耀他拥有的庭园楼阁，饮宴时还有美艳的歌伎侍妾作舞。梅执礼深感震惊，对王黼说：“公为宰相，当与天下同忧乐。今方腊流毒吴地，疮痍未息，是岂歌宴乐时乎？”

因徽宗的荒淫，与梅执礼家乡金华相邻的睦州发生了方腊为首的民间造反，虽已平息，但经历战乱浙东一带正所谓疮痍满地，梅执礼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无法理解王黼不忧国事，不悯民艰，而沉醉于享乐。梅执礼离开归家后，又作诗予以劝谏，北宋一朝，以诗谏上为一种常见的方式，司马光有言：“古人为诗，贵在言在意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

只可惜王黼不仅不以为戒，反而借梅执礼在祭祀原庙时迟到，先贬其为蕲州知州，继之又免去职务。而王黼终因种种劣迹成为与蔡京等人同列的“六恶”之一，最终被夺职，继而被诛杀。

任地方官为淳吏

翌年，梅执礼徙为滁州知州。滁州累年供给官炭，树木已尽毁，梅执礼到任即上奏免去了官炭的重负。滁州的第二项重税为盐赋，梅执礼上奏：“郡不能当苏杭一邑，而食盐乃倍粟数，民何以堪。”滁州经济困厄，整个州不及苏州或杭州下面的一个县，而食盐税收却比粮食税高几倍，这让滁州百姓怎么生存？朝廷经验实，为滁州减税银二十万。梅执礼离任，百姓送行以致道塞。

临危不惧，谥号“节愍”

靖康之难，梅执礼时迁户部尚书，梅执礼曾上奏请钦宗亲征，请让皇太后、皇后、皇子则先行避难离开开封，意欲与金作一死战，却被当时执政者所阻，徽钦二帝被金人诱骗质押后，梅执礼与有同志者暗地联络意欲营救，而因叛将告密而废。后金军首领扣着徽、钦二帝，要挟梅执礼主管的户部从市民中收缴金银锦帛，梅执礼与同僚因拒绝敌酋的这项成命因之被金兵残忍杀害。

宋高宗即位后，予梅执礼谥号“节愍”，《谥法》：在国逢难曰愍，“节愍”是表彰梅执礼在国家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高尚气节。

明初第一文臣宋濂曾这样赞誉这位同乡先辈英烈：“忠义一激，虽泰山之高不见其形，雷霆之鸣不闻其声，刀锯在前不觉其利，鼎镬在后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后为安也。今去之虽数百载，忠刚之气充塞乎天地之间，凛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

2012年2月17日，应梅溪朋友之邀我曾谒梅街头村黄茅山梅墓旧址，所见景象与明人张孟兼《过梅节愍故宅》一诗后四竟然相似：“孤忠殉社稷，乱石葬衣冠。依约曾栖处，枫邱血尚丹。”

郑刚中

郑刚中（1088—1154）字享仲，号北山，金华曹宅郭门村人。

郑刚中的父亲郑子宪便是士大夫，曾出任醴陵县令，后为承事郎，赠中奉大夫。郑父早逝，家道中落，其母其姊辛勤劳作，激励刚中寒窗苦读。

南宋绍兴二年（1132）郑刚中以第三名进士及第，所谓的探花郎，这是整个皇朝数载一次最高考试的名次，殊为不易。而在此前的县试、院试、乡试中，郑刚中则屡屡位列榜首。可见郑刚中天资极高。

任地方官之初为秦桧赏识

出仕之初，郑刚中被授左文林郎，外放地方任温州军事判官，时值浙南百年一遇的大旱，郑刚中的对策是“以工代赈”。以工代赈的实质是政府将贮藏备用的粮食先应急迅速发放给灾民，以缓解饥荒，拯民于水火。待民心安定，再组织民众无偿参与政权组织的地方公共事业建设。

大旱与洪灾在旧时代属大事，抗灾关乎社稷安定。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幅著名的《流民图》，最近的一幅是蒋兆和的，最早的一幅是北宋郑侠的，郑侠的一张画使神宗停止了“青苗法”，还有一幅是唐寅的师傅周臣的，反映明代旱灾后江南流离失所的灾民的凄惨。郑刚中举重若轻解决了当时浙南大灾，使本已内忧外患的南宋免添祸乱。

郑刚中在温州四年，因类似突出的政绩被时任宰相的秦桧赏识，而荐举为朝廷命官。秦桧“卖国贼”的烙印很深，但他在出使金国之前曾经持抗金的立场。

任朝廷命官，为宋高宗赏识

郑刚中任为京官的第一个职务是敕令所删定官。敕令所是编纂整理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的，而删定官负校定增删、定稿之责。不久，改任宣义郎，为枢密院编修，翌年，又兼任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吉、嘉、宾、军、凶）仪注等职，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郑刚中对时政要务的见解为高宗所渐知并认可。

绍兴十一年，王伦带着金国使者来南宋议和，秦桧赞同屈辱议和，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上书弹劾秦桧，并建议要处秦桧、王伦极刑，秦桧反过来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要斩胡铨之首级。

郑刚中是饱读诗书的稳键型士大夫，认为“恢复”大业非一朝一夕可达，首要是安定内部，奠定基础，郑刚中的观念“恢复”大志不能不存，而该议和时不妨权宜用之以争取一个内强的环境。后来郑刚中治川蜀，西南前线能安如磐石，即是他的这种思想的落实。郑刚中曾有关于和议的上疏，内中有言：“和议之败，盖有两端，其一激怒于敌人也，二则激怒于国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议之不成，亦祸之甚速。”，郑刚中赞同有原则的和议，反对荒废防务和秦桧们的一味降格以求。

能因实际时势权衡利弊作出对策是真英雄，无准备的抗战会导致恶果，继高宗位的孝宗，登上大位，发动隆兴北伐，结果宋军大败，换来的更为屈辱与割让六州的隆兴和议。再后来，宁宗朝的韩侘胄的开禧北伐，战败又割让四州。审时度势是决定战争还是和议的前提。郑刚中的战略，第一步先和，富国强兵乃核心。这是一条不同于“骤欲更张”，又不同于“卑颜曲膝”的中庸之道。只是要具备这样的识见者是少之又少的。

针对秦桧要置胡铨死罪，郑刚中向高宗皇帝上书《申救胡铨疏》，郑刚中的上书用词舒缓，其中一段：“今也岂不能容一胡铨，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铨一介书生，原其用意，亦为爱君。”郑刚中的智慧打动了高宗，救下了胡铨。其顾全大局的识见与胆略勇气进一步得到高宗的赏识，朝廷先欲升迁郑刚中为宗正少卿，刚中力请不就，高宗改迁他为秘书少卿。秦桧对郑刚中曾经赏识提拔，而郑刚中在胡铨一案上的作为，秦桧耿耿于怀，但介于高宗的态度，秦桧不能公开发作。郑刚中是从爱国忠君的角度，不考虑是否得罪了权贵，也将个人恩怨得失置于度外，这是同样饱读诗书，但行知不能合一的秦桧做不到也理解不了的。

为西南前线建立抗金堡垒

《金华文统》卷第一郑刚中条：“仕宋数论事得大体，宣抚蜀西，人称如宗忠简在北，后见恶秦桧贬死。”

绍兴九年（1139），郑刚中曾作为宣谕司参谋官参与考察川陕，郑刚中看到了作为南宋西南关隘的川陕一带因常年战乱而民生凋弊，作为南宋西部战场的主要阵地，大散关、仙人关、和尚原等战略要地的得失是南宋安全之所系，郑刚中提出的建议是：选贤能者治川陕，修关塞，改善民生，在前线形成有机通畅的防卫。与当年宗泽治理洛阳、开封的北线谋略如出一辄。

绍兴十四年（1144）郑刚中任陕西分画地界使，郑刚中承担与金划界的任务，郑刚中据理力争，但又懂得适当妥协。最初金要求划阶、成、岷、风、商、秦六州，郑刚中力拒，金降格谋商、秦，郑刚中答应划商、秦各半州，最终达成方案。

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认可了他的划界功绩，升任郑刚中为端明殿学士，而介于他对川陕的了解与见解，又委任他为四川宣抚副使，从而开始了郑刚中“名节在朝、功绩在蜀”的作为。

《宋史.郑刚中》有描述郑刚中在四川，乃行屯田，免杂征，严教训，重积聚，整军旅，強武备，而金兵不敢犯。故有“宗泽猛虎在北，刚中伏熊在西。”之称谓。郑刚中通过四年的治理，重振了巴蜀经济，黎民不仅温饱无忧，且储蓄颇丰，真正是民富而兵强，“蜀人方倚为长城”。

秦桧见巴蜀之地日渐富足，先派使者进蜀，要求巴蜀增加税赋上交，郑刚中认为与金暂时和议，目的是休养生息，应存富于民，取信于民。郑刚中有对四川重要性的认识：“四川关利害，甚大且重。九重之所深念，岂不谓四川安宁，则天下休息”。南北分治状况下，四川的重要郑刚中心中了然。一百多年后，蒙元开始灭宋，初始元宋在南北向交手，尚互有胜负，后蒙元改变策略，先取四川，取下四川之后，然后顺长江而出，势如破竹，南宋一败如泄。四川对于南宋命运的重要只有郑刚中这样一心为国效力的人才能预先思谋。介于上述原因，郑刚中拒绝了秦桧的要求。

宋金和议一成，秦桧以此居功，为独相权熏一时，他先命御史汪勃奏请高宗置四川财赋总领官，并设置此职不隶属于宣抚司，总领官赵不弃独擅其权，又暗中作梗，不断提供诬陷郑刚中的材料。同其时，金国要求释俘，秦桧要求郑刚中一放了之，而郑刚中据理力争不予释放。

于是，秦桧以郑刚中治蜀独断专行等罪名陷害郑刚中，郑刚中先被罢免，最后被贬至封州，数年后死于此地。

秦桧死后，郑刚中得以昭雪，复原官，谥“忠愍”，郑刚中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耿耿忠心受到肯定。

郑刚中是治世之能臣，也是文士成功戍边的杰出代表，同时，郑刚中一生著作等身，郑刚中的诗文也非常著名。郑刚中是集文韬武略于一身，有胆有识的一代精英。国家兴亡有时就维系于这一类英才是否得用。笔者敬佩宗泽、郑刚中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英勇壮举，还在于他们的不同于凡人的远见卓识。

(图文无关）

潘良贵

潘良贵（约1086—1142)字义荣，一字子贱，金华人，出身于平民之家，父亲潘祖仁以“超然清素之风行于家庭”，兄长潘良佐则“以儒学教授诸弟”。

政和五年（1115）潘良贵中上舍第三名(据元丰改制采取的一种新的取士制度，太学分为三舍，即外舍、内舍与上舍，三舍法取士根据的是学子在太学学习的考试成绩），在报到徽宗处定夺时，徽宗取潘良贵的文章细览，觉得可擢为第一，主持考试的大臣认为不妥，故最后结果：“何?为状元，潘良贵次之，皆年少有丰貌。”潘良贵被授文林郎，辟雍博士。可见潘良贵的文章宋徽宗非常赏识，至宣和二年(1120），潘良贵被除授为太学博士。

潘良贵为是时之少宰王黼、中书侍郎张邦昌、御史中丞郭之益看好，都欲以女妻之，但都被婉拒。

宣和三年（1121）潘良贵与皇帝对话天下时势，宣和年间，徽宗荒政，潘良贵非常直率地指出了朝廷近佞，以致民不聊生而引起民众造反的现实情况。当然徽宗不可能接受潘良贵的诤言，而形容听闻潘良贵的此言，朝臣“闻者为之胆落”。其后，潘良贵的一直是这样直率敢言。

廷对钦宗、力斥时相、进言直谏

靖康元年（1126）初，宋金由结盟灭辽而转入战争状态，金兵南侵势如破竹，在金兵兵临开封城时，吓坏了的徽宗退位，钦宗匆忙上任，起用坚定抗敌的李纲，李纲坚决抵御，军民用力，金兵受挫，同时见勤王军向开封集聚，金遣使同意钦宗的议和，金军得到割地赔款后北返。

此时，北宋政权本应接受教训，励精图治，随时防范大敌金国，但情况却恰恰相反，一味赞成议和的宰相唐恪以为割地后和议已成，竟然遣散了勤王军，完全放松了对金国再次南侵的备战。

正逢此间，钦宗召见时任提举淮南路常平司的潘良贵，十月潘良贵至京都，钦宗问孰可秉钧轴者（谁可以当国家大任)？良贵极言：“何?、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误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颠之相，非博徇于下僚，明扬于微陋，未见其可”。这时候唐恪为相，何?为中书侍朗。都身居高位，而潘良贵直言这些权臣皆为误国之臣，皆不可用。潘良贵任职的淮南路接敌较近，他判断到金国绝不会满足于和议得到的利益，宋金矛盾不可调和，金必然会再行南侵。潘良贵本意在改变朝廷的旧貌，一仍由善于迎上压下的佞臣主持朝政，如何能抵御强大的金国南侵！皆不可用的潜台词是要励精图志，广开才路以彻底改变朝臣的组成。“当国者指为狂率”是当然，潘良贵被贬是必然。否则那么富足的北宋又何以一败如斯。

当金军撕毁协议再次兵临城下时，唐恪方才后悔当初解散勤王军乃大错。《宋史》：“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唐恪是怎样一个人呢？御史胡舜陟劾其罪言：“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结内待，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钦宗在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以持主战态度的何?代唐恪为相。

在战与和上潘良贵持的是战，这位何㮚是他太学上舍之同学，何㮚是状元，潘良贵不是以战和态度及考试成绩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可堪大任，而是综合判断其危难之际有否承担“扶危持颠”的勇气与才能。潘良贵看穿了何㮚的无能。何㮚代了唐恪，不发动军民齐心抗金，拿不出一套御敌良策。却相信了郭京的巫术“掷豆为兵，且能隐形，可以破敌”，居然把京城抗金寄托在了这样荒涎不经的淫术巧技上。其结果自然是金兵攻城无良法以御，而致使北宋速亡。

南宋人石茂良在《避戌夜话》中总结金兵攻陷开封：“唐恪谬误于前，何?寡谋误国于后。”一个无原则主张和议，放弃抵抗，而另一个是无能的“空头状元”。陈岩省《庚溪诗话》记载：“岩肖之先君光禄，靖康间为京城守御司属官，尝以守御策献之朝，而议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将士与虏战，遂以身殉国。及归葬日，公（指潘良贵）为挽诗曰：虏丑登城日，中华将士奔。人皆趋北阙，君独死南门……岩肖每一读之，痛贯心膂。“金人侵城，多数将士鸟散而陈岩肖的父亲陈德固凛然赴死，最遗憾的是陈德固之前所献的御策不被用，这也使得潘良贵联想到自已的秉直谏言不被采用的无奈与悲怆！

再谏高宗，不改直臣本色

潘良贵被贬，使金兵破城时，潘良贵不在洛阳。高宗即位，潘良贵被召回，擢为右司谏，作为言官，潘良贵论及当时奸邪之状，权奸黄潜善、汪伯彦“恶其言，改除工部”。不久请祠为亳州明道宫。潘良贵为官多年，实际在职仅八百多天，单请祠即有四次。也即实际被罢官，安一个管理道观的名，给被罢免者一份微薄的薪俸。

绍兴六年，潘良贵复起为考功员外郎，又为左司员外郎。时相吕颐浩对潘民贵许诺：“旦夕相引入两省”，意即可提携入尚书省等权力机构。潘良贵的回应：“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邪，自当擢用，何可握手蜜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潘良贵前二次廷对，都对权臣结党营私提出谏争，他自已当然不接受这种私相授受。情愿请祠也不入套。

潘良贵不是等闲之辈，不是普通的士大夫，《浙江旧志》：＂绍兴间，龟山寓金华，潘默成从之游“，龟山乃杨时，乃得两程正传的理学大家，潘良贵曾得杨时亲灸。 “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 范浚的《上潘大著书》称赞潘良贵：“顾非豪英伟特之士，天资巩固，挺然自拔于颓风靡俗之间……”朱熹称赞他“清明直语，确然无欲，其真可谓刚毅而近仁矣。”朱熹不仅佩服其为人，也非常肯定他的学问，朱熹：“熹虽不幸，而不及洒扫其门，然读其书，而犹喜于有以得其所存之仿佛也”。潘文贵无比坚定的信念在于他深谙孔孟之道、濂洛之学，基于其内心深处的强大与学识的高深。

主战与带有理学色彩的赵鼎为相，重新起用潘良贵，先是秘书少监，很快又除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

潘良贵提出整顿官场，要求遵循格法，去除干求请托陋习，维护律法的公平公正。潘良贵上《论治体札子》，其中一段直言劝谏高宗：“愿陛下清澄其心，思祖宗创业之难，念父兄远狩之久，悯生灵常怀涂炭之苦，愤土地日有侵削之忧，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为念……”

宋代理学家对王朝一片赤胆忠心，对生民百姓闵恤之拳拳爱意。这就是潘良贵倡导的“大公至正之道”，而希望高宗能去非就是。

绍兴六年正月，潘良贵被拜中书舍人，可惜其父殁，本该迎来仕途峰值的他辞官守孝三年。介于他两袖清风，高宗赐他五百缗钱用于治丧。

绍兴八年三月，“待尽倚庐方毕”的他被召回，重担中书舍人，六月兼侍讲。侍讲是备皇帝顾问之职，朱熹在宁宗朝曾担此职，立朝四十余天，朱熹与宁宗乃老师教训学生，最终激怒了学生。潘良贵与刚愎的高宗只能是君臣关系，但可见至此高宗对他至少无恶感。潘良贵与郑刚中为好朋友，两人早先有对学问的探讨，又时有对局势的商讨，郑刚中担责西蜀，潘良贵有建议。他俩都曾为高宗近臣，高宗深谙两人忠君爱国之心，但他俩主战、主守以及爱民的观念与高宗分歧巨大。

潘良贵此次回朝，秦桧的和议派已占绝对上风，赵鼎则因团结主战廷臣，被高宗起疑为有意于党争。

一次，性情直率的潘良贵在朝堂上斥责昔日旧友向子湮的主和论调，惹怒高宗，被罢免，御史中丞常同为潘申辨也获罪被贬，这是潘良贵最后一次为朝廷命官。

治地方为淳吏

绍兴九年，潘良贵起为明州知府，“治尚朴厚，务大体勤小物，民甚安之。”之前数年，潘良贵曾短暂任严州知府，被誉为“名望岿然、纯德君子”。潘良贵的最后十年乃为贫民生涯，其歿后，朝廷资助于治丧费用，故潘良贵乃名符其实的“清潘”。其间，秦桧有意笼络潘良贵，潘良贵曰：“从臣除授合辞免，今求之于宰相，辞之于君父，良贵不敢为也。＂潘良贵完成了他“刚介清苦、壮老一节”的人生。

(图文无关）

结束语

在南宋，金华人已有纪念诸英的仰高堂，陆游观瞻后有感：“阁后有仰高堂，旧祠资政宗公泽、尚书梅公执礼、中书舍人潘公良贵。

“三公皆郡人，有忠义大节。”自然郑刚中亦应例位于中。

仰高堂，是多么确切的用语。他们出身清贫，自小立志，清寒苦读，成就功名后不攀附权贵。在朝为官，进言直谏，危难时刻不畏艰险，身体力行。

为政地方兴利除弊，体恤民情。

官宦生涯，荣辱不惊，危难时刻，勇于献身；治学上，不以科业为止，不断进取，文章皆系于国家与国之命脉。

他们生处国家危亡之际，而勇于担责，成仁就义无所迟疑。仰之弥高，乃如日星行于空，永曜于中华大地。

 （感谢程峤志先生对此文的勘正）

记者：徐莹

编辑：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