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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借鉴西方学界近些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乌托邦》的文本为中心，探讨语言-修辞与读者-阐释的问题。莫尔写作时选用的语言是他的基本修辞工具，实际反映了他的写作目的，以及对待不同读者与接受群体的态度。《乌托邦》中复杂设计的修辞和开放式结局，为读者打开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文本内部的争论和逆序性构思，以及外部众多差异的版本，则将读者对《乌托邦》的阐释变为一个不可终结的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晓雅，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莫尔是欧洲历史上公认的一位正直而博学的传奇人物。处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带有某种孤胆英雄似的悲剧色彩，并被后人称作“四季之人”(the man for all seasons)。①对西方文学批评界来说，莫尔的创作丰富，写作风格精细、复杂而多变，同时也可被看作一位杰出的“修辞者”(rhetorical man)。②
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认为，修辞是莫尔作品中的关键和亮点，“他身为智者的深刻，身为作家的天赋，身为行动者的才能，身为公众人物的光环，都离不开修辞的艺术。”③从14世纪开始，修辞这门古老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得以复兴，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推进了有关话语理论、教育实践，以及文化传统的塑形。如布斯在《修辞的修辞》(Rhetoric of Rhetoric)中所说：“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了给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的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该范围覆盖了我们对有效或敷衍地、道德或不道德地交流使用的所有‘符号’。”④
《乌托邦》是莫尔虚构的一个文本范例，分为一、二两部，不仅体现了他精心设计的修辞，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律师和政治家的专长。从原标题的前半部分“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可以看出，莫尔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最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或者，更激进点说：真的存在所谓的完美国家吗?与欧洲现存的那些国家相比，它真的更优越吗?要么，至少没它们那么差?对于这个问题，在第一部里，莫尔运用审议性修辞(deliberative)，⑤即政治修辞，对现存的一个消极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n)表示担忧。它影射现实的欧洲，尤其指英国。这里金钱至上，公正缺失。与之相反，到第二部，莫尔运用的表现性修辞(demonstrative or epideictic)，⑥则集中体现于虚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对虚构的“优托邦”(eutopia)的高度夸赞。那里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体制合理、赏善罚恶。同时，莫尔也将他所期望的文学性、哲学性、政治性以及社会性都融入到文本之中。⑦
莫尔写作时选用的拉丁语和英语，是他的基本修辞工具，实际反映了他的写作目的，以及他对待读者与接受群体的态度。从社会文化语境上看，当时阅读莫尔拉丁语作品的都为博学的精英人士，以及与他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绝大部分为男性)。这意味着，围绕莫尔的拉丁语作品，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阅读团体(an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一个人文主义思想者集会的小圈子(a coterie of fellow humanists)，一个学术思想的交锋之所(scholarly opponents)。⑧再者，莫尔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的拉丁语要格外复杂多样。他们蔑视中世纪被“神道”操控的拉丁散文和押韵诗，呼吁回归古典的拉丁语写作，提倡模仿古典作家的写作风格(如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使用经高度打磨的词语和精心构思的措辞，不论思想和表达都要丰富多变。莫尔的莫逆之交，著名的修辞学家伊拉斯谟在他的《对话录》(Colloquies)中，就曾鼓舞演说者与作者致力于追求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多样性无比重要，世间一切事物如果不具备它就谈不上优美和卓越”，“如果世间万事都以单调不变的形式呈现在心灵的目光之前，思想将嫌恶地把脸偏向一边不予理会，言说也就整个地失去了其价值。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过失。”⑨
除了使用曲高和寡的拉丁语写作，莫尔从未忽视过本地说英语的民众百姓(不论男女)，让自己的作品更为“大众化”。自中世纪开始，“听觉阅读”(aural reading)在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阅读活动。当众朗读文学作品，是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⑩莫尔迫切地希望扩大他的读者群和听者群，便开始了本土英语的写作。同时，他的英语写作还针对一个亲密又私密的群体，那就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英国的同僚。虽然，都铎王朝时期的英语严重地受当时口语的影响，还处于语言发展的乡土阶段(evolving vernacular)，(11)当时很多人文主义者也认为都铎英语是“粗糙”和“粗鲁”的，但莫尔却对此表示不赞同，并为它辩护。特别是关于《圣经》不能被翻译成英文这一说法，莫尔在《关于异教的谈话录》(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中就曾对其表示强烈的反对。(12)随着历史的前进和语言的发展，莫尔的乡土英语写作显然是无法应对未来的阅读需求。但在他之后的很多英语作家都对他景仰倍至。本·琼生(Ben Jonson)在回顾莫尔的一生时，将他敬为“英格兰的雄辩与修辞之父”。(13)20世纪的英国学者、作家钱伯斯(R.W.Chambers)则坚信：“莫尔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推进了散文写作的作家，他让散文具有影响力，并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所提出的任何需求：语言有说服力、内容充满戏剧性，且风格多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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