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官不送礼不收礼，别人捞钱他散财，一生清廉的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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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 年早春，一辆骡车停在崇文门外。车夫搓着冻红的手往门里窥探，车上坐着刚卸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此时距他奉诏入京已过去三日，城门税吏仍堵着不放行 —— 按规矩，二品大员进京得交四万两 “进门费”。

“我奉旨入朝见太后皇上，哪有臣子见君父还要买路钱的道理？” 左宗棠掀开车帘，花白胡须被西北的风卷得乱颤。门吏们面面相觑，他们见过无数衣锦还乡的大员，像这样顶着 “西北王” 头衔却连轿夫都不带的，还是头一回见。

三十万两白银的 “烫手山芋”

1872 年，兰州城的茶马使衙门里，管库老吏对着账本直摇头。自左大人兼任这个差事以来，每年该拿的 “别敬”（别人送的礼） 都原封不动堆在库里。十年间，三十万两雪花银像座小山，把库房地板都压得下陷。

“大人，这是历任总督的惯例……” 老吏小心翼翼提醒。左宗棠头也不抬，笔尖在奏稿上沙沙作响：”惯例？我只知道朝廷俸禄足够养家，多余的钱留着给百姓修桥铺路。“

卸任那天，他命人打开库房，当着继任者杨昌浚的面把钥匙拍在桌上：”此款非我私财，若遇河工急务，尽管取用。” 后来兰州黄河铁桥奠基，工人们在基石里发现一块铜牌，上面 “左氏基金” 四个大字被晨霜映得发亮。

修城墙惹出的糊涂账

1877 年，兰州贡院外城工地上，士兵们挥汗如雨。左宗棠挽着袖口亲自监工，看着用士兵徭役省下的十万两白银，嘴角难得露出笑意。谁知工部批文下来，却像兜头泼了盆冷水：”造价不符定例，着令重新核报。“

下属哭丧着脸解释：按工部规矩，得伪造十三万两的开支清单，中间差额自然落入各级官吏腰包。左宗棠拍案而起：”我宁可自掏腰包，也不做这等欺君误国之事！” 最终他从养廉银里划出二万两补上，气得连夜写奏疏痛陈官场积弊。

消息传到京城，某御史酸溜溜地说：”左季高这是拿朝廷银子博清名呢。” 却不知这位总督大人的被褥补丁上面补补丁，唯一一件狐裘还是夫人临终前缝的。

一副眼镜引发的破财风波

进宫面见慈安太后那日，左宗棠特意换上洗得发白的官服。谁知行礼时眼镜滑落，”啪嗒” 碎在金砖上。太后念他劳苦，竟把咸丰帝用过的水晶眼镜赐给了他。这本是天大的恩宠，却让宫里的太监起了歪心思。

“左大人这副眼镜，可是先帝爷的心爱之物…...” 传旨太监伸着懒腰，袖口露出明晃晃的金表链。左宗棠掏出一百两银票，对方却冷笑：”打发叫花子呢？” 最后还是恭亲王出面说和，八千两雪花银才算堵住了嘴。

事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摇头叹息：”季高公此举太憨，京中规矩哪是一人能破的？” 左宗棠却把眼镜盒摔在桌上：”我在西北杀叛匪时，这些人还在玩鸟笼子呢！“

总督家的寒酸规矩

在福州左宅，四公子孝同对着父亲的家书直皱眉。信里严令他省亲时 “只许用一厨一仆，不得宴客摆谱“。当其他官宦子弟坐着八抬大轿招摇过市时，孝同只能跟着车夫挑着两担书，步行进兰州城。

更寒酸的是老宅修缮。次子孝宽未经允许加盖后栋，左宗棠得知后立刻去信痛斥：”汝欲做纨绔子弟耶？” 最后竟让儿子拆掉多余房屋，只留三间瓦房蔽雨。

临终前，他把子孙叫到床前：”我虽官居一品，却无半亩良田。尔等若想出头，唯有耕读二字。” 这位清廉总督的遗产清单上，只有区区两万两白银，还不及同级官员半年捞的好处多。

硬骨头的不合群

在那个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年代，左宗棠的特立独行显得格外刺眼。当别的总督在两江建豪华公馆时，他在西北住地窝子；当同僚们忙着送姬妾进京固宠时，他在酒泉栽下两千里左公柳。

有人笑他 “不通时务”，他却在奏疏里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副对联挂在总督府正堂，被西北的风沙吹得褪了色，却始终没染上半点铜臭味。

如今再看兰州城的铁桥，桥栏上 “左公桥” 的刻痕虽已模糊，却比任何鎏金匾额都更有分量。那些在历史长河里翻涌的贪腐浪花，终究淘不尽真正的硬骨头 —— 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越是风沙肆虐，越能站成永不弯曲的脊梁。

左宗棠的 “不合群”，照见的是晚清官场的溃烂不堪。他用一生践行的 “清廉” 二字，在今天仍像一面镜子。真正的官威，从来不是靠银子堆出来的，而是用骨头硬出来的。就像老百姓说的：”黄金有价，清誉无价。” 这或许就是穿越百年的为官之道，也是我们至今仍在追寻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