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怀特在钱塘江:世上涌潮之地百余处 钱塘潮最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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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第四游,我们跟随美国作家、航海家、冲浪运动员乔纳森·怀特 (Jonathan White)去往钱塘江观潮。月圆之际,潮势最盛,世界上最大的潮涌即将到来。和几乎没有明显潮汐现象的地中海相比,钱塘大潮有史以来一直被视为不祥之兆,是诅咒也是灾祸。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每一天都两次深受其扰。然而潮汐所到之地也孕育了许多以它为灵感的诗歌、传说、研究、精神象征乃至工程壮举。直到上世纪末,关于潮汐这种奇妙的自然现象仍鲜有著述,怀特曾写信向问询钱塘潮的讯息,但一无所获。

有人告诉怀特,中国有个和尚叫鲁智深,从没读过经文,只知杀人放火,在领悟到潮水的召唤后,他便即刻随潮归去、圆寂涅盘了。“世间来去万物,来了又去,皆循自然之道,而其中最遵此道者非潮汐莫属。”或许,这涌潮是福也是祸,在成就深厚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死亡与毁灭的恐惧。古有身背彩旗、纵身跃入潮水的“弄潮儿”,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潮者、科学家和诗人,远远观望着这条银龙,眼福底下亦有心事。

《银龙:钱塘江大潮的奇观》

文 | [美] 乔纳森·怀特

此天下怪异诡观也!——枚乘,公元前二世纪,西汉

中国观潮节最后一日,天还未亮,我便早早起了身。这个时节的大潮,在秋阳之下汹涌澎湃,蔚为可观。盐官镇的街道尘土飞扬,温暖的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污水和杀虫剂的味道。海塘几百米之下的钱塘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之一,此时它正宛若慵懒的蛟龙,缓缓向大海流去。不过,稍后它就会随着潮涨而苏醒。观潮节期间,因为满月的缘故,潮势达到最盛,是世界上最大的涌潮——蛟龙腾跃而起,掀起近8米高的水墙,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我径直穿过检票关卡(白天需要检票),来到江边码头。月光下,有个女人在练太极,还有个男人坐在露天座椅上抽烟。海塘之上,糖纸和塑料杯散落一地。不远处的白炽灯下,四个男人赤膊在打牌。再过几个时辰,这片海塘便会挤满观潮者,人山人海。

每年一到观潮节,这里就会游客如织——有人来瞻仰祭祀潮神,也有人携亲带友来这里度假。他们有的来自盐官,有的来自100千米外的上海,或者上游60千米外的杭州;有的则是从西部的青海或四川出发,乘火车翻山越岭而来。桌子底下熟睡的小摊贩们,不久就会醒来,撑开五颜六色的伞,吆喝起卖茶叶蛋、鱼干和箭牌口香糖。还有骑自行车的人,他们穿梭于人群之中,叫卖西瓜和甘蔗。我们都在等待大潮的到来。

沿河向下30千米,钱塘江与东海相汇之处,潮汐涨落有序,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但在入海口,它却变身为魔鬼猛兽。江口的地势与河床构成喇叭形的大缺口,挤压碰撞之下,潮水崩腾成滔天白浪,排山倒海。钱塘潮被称为“银龙”,遇河湾及浅滩处,便倾涛泄浪,凌空而起。行至160千米外的上游时,它已奄奄一息,静待趁下一次涨潮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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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每一天都深受其扰——每天两次。早期,钱塘江与长江共享入海口时,这头猛兽多活跃于长江上。大约两千年前,二者分道之后,它便转移至钱塘江。潮汐所到之地,诞生了许多以它为灵感的诗歌、传说、研究、精神象征乃至工程壮举。“浙(折)江之水,涛山滚屋……有吞天沃日之势。”公元前四世纪的道家先哲庄子如此写道。

银龙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天气与涨潮条件共同作用之下,潮势大增,它越过堤坝,毁数百亩良田于一旦,这种情况并不在少数。农民,无论是养蚕的、畜牧的还是在河滩上耕种的,经常毫不知情地就被卷入浪涛中溺水而亡。不过,观潮爱好者是溺亡概率最高的人群,他们在好奇心驱使下,靠得太近。两千年来,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千千万万的弄潮儿因此而消逝。

然而,我也渴望与它靠得更近。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读乔治·达尔文写于1898年的《潮汐和类似效应》一书时,第一次得知独一无二的钱塘江大潮。乔治·达尔文是著名进化论家达尔文的儿子,他写道,“许多河口拥有宽阔平坦的泥滩或沙滩,这些河滩在低潮时几乎干涸;在这些地方,潮水常以迅雷之势腾涌而起,浪涛形成水墙……但这种奇观却很少有相关著述。”

一百年后,有关这个话题的著作依旧是凤毛麟角。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网上搜索“bore(大潮)”,总是被指引到“boar(雄性野猪)”的词条。我给中国方面写信、发传真,也从未收到任何回复,最后只好放弃。我猜想,或许那条巨龙已永远消失了吧。几年后,我偶然看到一部关于钱塘江大潮的日本影片,便立即着手计划前去观看。

此时,我站在海塘边缘,思索着我会距它多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我不远万里,也并非只是为了站在这海塘的护栏之后。我知道没有几个时辰,大潮是不会来到盐官的,便索性爬下海塘,沿着泥滩踱步。退潮井然有序,寂静无声,露出一排排干净整齐的石头和腐烂的淤积物。河畔吹来凉爽的微风,拂去了我的汗水。海塘8米之下的这片河床,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倚着海塘的基石,为之心醉神迷。驻波张牙舞爪几秒,又随即沉入巧克力色的水中,紧绷的漩涡逐渐变得柔和。一个男人正半蹲在水里,在石缝里摸螃蟹。绿色的渔网杂乱地挂在渔梁的竹杆上,等下一个大潮来时,鳗鱼自投罗网;然后将这些活蹦乱跳的鱼虾运去餐馆——比如上海的阿山饭店,我几天前在那里吃晚饭。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我在泥滩上坐定,决定留在这里直到感到害怕为止。我热切地渴望将自己交给河流。如果安全允许的话,我会脱掉衣服跳进去游泳,向银龙臣服,任由它将我推来搡去,将我喷涌而出。我猜想,很多在这江里游泳的古人,应该和我一样为它痴迷。其实,从10世纪到16世纪,最大的涌潮出现在杭州,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潮,当时还有游泳比赛。参与者们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一跃而下,他们身背彩旗,翻滚于汹涌的潮水之中——他们被称为“弄潮儿”。诗人孙承宗写道“休嫁弄潮儿,潮今亦失信。”许多弄潮儿因此而溺亡,所以这项活动最终被废止。

我不打算再走进河里了。我在河床上找了个坚固的地方,开始练习攀爬海塘。到达安全线所需的时间决定了我能够与大潮相距多近。第一次尝试用了10秒,后来慢慢地减为8秒,再后来是7秒。这个速度应该够了。我位于海塘的一个弯曲处,视线所及是近40米高的占鳌塔。大潮只有绕过河湾,距离我100米左右时才能被看到。我做起了算术题:如果这条巨龙每小时行进30千米,每秒就会吞没10米。只要一看到它转过弯,我就还有10秒钟的逃跑时间。

我不知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坚持到那个时候。

*

和其他前来观潮的人一样,我也是千里迢迢,几天之前便来到这里。从西雅图搭乘24小时的航班过来,虽然称不上多么精神可嘉,但这旅途着实痛苦难熬。在上海机场,我见到了黄莺(音译),她在人群中举着写着我名字的标志牌,“JonaThan”。黄莺是南京河海大学工程学的一名学生,20岁,矮矮瘦瘦,大大的棕色眼睛和长长的刘海。通过熟人介绍,她答应给我当翻译。几个月之前,我托她帮我寻找熟知钱塘江民间故事、精神象征史、科学及工程建设之人。我自己提前做过一些研究,但我希望与黄莺合作的一周里,能够做一些采访,收获一些我独自研究根本不会得到的经历。

出乎意料的是,她当晚就安排了会面。把行李扔到出租车后备箱,我们便即刻穿梭于人来人往的街道——尽管此时天色已黑。人行道上,小贩们铺起毯子卖家用产品和自行车零部件,情侣们手牵着手散步。司机在黑漆漆的居民区快速兜了一圈,随后在陈吉余博士家门口停下。

陈博士热情地欢迎我们,并邀请我们在他小小的客厅坐下,自己也在我们对面落座。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院长,今年80多岁,仍旧精神矍铄。他盘起双腿,一手捋着满头白发,安静地思考我的提问。“我研究钱塘江已经超过50年了,”他说,“它就是我的生命。” 陈博士发表过很多论文,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其中许多文章有关钱塘江独特的水文学。“这条汹涌大河的馈赠,”他若有所思地说,“使它根本无法被忽视。它命令我们去关注。必要时,它将我们打造成专家。”

和几乎没有明显潮汐现象的地中海相比,钱塘大潮有史以来一直被视为不祥之兆。为了生存,古人向来对潮水的来去十分留意。在人们掌握大潮涨落规律之前,河畔村庄的草屋常被冲走。后来,通过观察大潮四季的变化周期,村民们学会了随季节变更来调整房屋住址,这个季节在河东建,另一个季节则搬去河西。这些知识逐渐演变为世上第一个潮汐表,公元一世纪的人们将它刻在岩石上。以月相变化参照(新月到满月的周期循环),这个潮汐表预测了涌潮到来的时间与高度。大潮期间会出现更大的涌潮,小潮期间涌潮则比较小。它还显示,最大的大潮会在满月之后的几天出现,这说明人们意识到天体运行对海洋的引力作用有一定的延迟(这种延迟后来被称为“潮龄”)。后来,岩石上的这个潮汐表被拓印下来,公元1056年开始流传,比西方第一个潮汐表(伦敦-布里格)的发明及推广早了整整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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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直到现在,中国对潮汐的研究还是领先于西方。不过陈博士为人谦逊,不会去做这种比较,他对钱塘大潮感到无比自豪。他说,这世上有涌潮的地方或许有一百多个,不过它们多数都比较小,而且断断续续。亚马孙著名的Pororoca(河口涌潮,Tupe部落土著语中“怒吼”的意思)可达3.7米之高,800千米以外的上游都能感受到它的威力。科罗拉多之前有个涌潮,潮高达4.6米的,名叫Burro,不过由于农业用水的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淤塞,现在基本已消失匿迹。法国塞纳河下游的怒潮Macaret,英国塞文河与特伦特河的暴潮Eagre都曾因其毁灭性的破坏力而臭名昭著,不过如今也随着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河道堵塞而不复存在。目前还有一些地方也有涌潮现象,比如芬迪湾、阿拉斯加的特纳甘湾和克尼克湾、苏格兰的索尔威湾、印度的胡格利河以及越南的湄公河。涌潮的波浪形状及其连贯性都没有特定的规律。有的涌潮安安静静地前浪推后浪,络绎不绝;有的则行至一半或上游处而断开。还有一些涌潮只在一年或一月中出现最高潮时才会形成。钱塘涌潮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最大且破坏性最强,也因为它每次都会随高潮出现,一天两次,一年365天,还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所有出现涌潮的河流有两个相同之处。其一,它们都有个喇叭形的河口和微微隆起的低浅的河床。其二,河流入海口都会出现大潮。当这个大潮——钱塘大潮达到7.9米高——遇到低浅的河口,便势如破竹,其能量突变与飞机超音速飞行时的状况类似。

飞机超音速突破音障的预兆是音爆,大潮突变的征兆则是魔鬼般的浪潮和万马奔腾的咆哮。有人说,涌潮其实就是音爆压力波向上游挺进。

陈博士起身,拖鞋在硬木板上拖着,走去另一个房间。他回来时给我们添满茶水,还递给我俩各自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黄莺悄声说,盒子里是月饼,是中秋佳节时亲朋好友共同分享的点心,而中秋通常与观潮节同时。月饼有的是奶油馅,有的是五仁馅,饼皮用代表“圆”和“团聚”之义的汉字装饰,以象征秋天的满月,寄托家庭和睦友好的愿望。

“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陈博士边回到原位坐下边说,“我们会发现关于钱塘大潮的起源有各种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和公元前五世纪的年轻勇士伍子胥有关。吴王夫差将其杀害,并把他的尸体扔到锅里煮烂,然后缝在皮囊里抛入江中。伍子胥的冤魂怒不可遏,便掀起滔天巨浪,覆没当时的都城杭州。有这样的描述,”(潮水)如横江白练,如腾空野马,如怒龙千头。“吴王夫差试图对抗怒潮,命令向大潮中心射箭。几百年来,观察者们热心于用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大潮的汹涌澎湃。为了平息伍子胥亡魂的怨忿,同时见武力对抗并无成效,吴王最后决定以食物和鲜花抚慰之,同时在河畔建造佛塔。伍子胥并非只是传说中怒不可遏的冤魂,他是公元前五世纪一位真正的英雄。虽然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加工下,他的生平经历定会被美化,但整体故事基本属实。公元前二世纪的诗人枚乘在其赋作《七发》中对此有所提及。这篇赋围绕生病的太子与提供治病药方的吴国访客之间的对话展开,赋中写道:“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躄,发瞽披聋而观望之也……”在太子的追问之下,吴客继续说道“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纯驰皓蜺……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神物怪疑,不可胜言。……此天下怪异诡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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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伍子胥的灵魂仍然活跃在钱塘江上——人们以观潮节来纪念他的诞辰。盐官镇的河畔宝塔林立,是最受欢迎的观潮位置,人们依旧手捧鲜花和食物来抚慰他愤怒的灵魂。镇上的海神庙里有座7.6米高的伍子胥雕像,虔诚的信徒们来此拜祭他。观潮节期间,海神庙的庭院会铺上红毯,香炉里燃起香和蜡烛,一时紫烟袅袅。

银龙点化了14世纪的民间英雄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位绿林好汉,打完一场胜仗后,寄宿在杭州的六合塔。晚间,他被“千军万马杀到“的声音惊醒,担心敌人来袭,便抄起武器,冲出门去。庙里的僧人止住他,解释道那只是潮信来到。鲁智深恍然间想起师父赠予他的偈语“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便立刻放下武器,换上干净的衣服,去禅室打坐。他写道:

平生不修善果,

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绿林和尚鲁智深从没读过经文,只知杀人放火。领悟到潮水的召唤后,便即刻随潮归去,圆寂涅盘。“那句偈语博大精深,”圣刘易斯华盛顿大学佛教研究教授理查德德·麦克布莱德(Richard McBride)博士在电话里告诉我,“它强调成佛之精要在于修得“如来”之境。世间来去万物,来了又去,皆循自然之道,而其中最遵此道者非潮汐莫属。”

伍子胥和鲁智深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条银龙是如何吸引并铸就中国人的灵魂。或许,这涌潮是福也是祸,在成就深厚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死亡与毁灭的恐惧。

我担心打扰到陈博士休息,但他不觉得碍事,坚决要求继续聊下去。他神态自若,时而若有所思。他用中文表达,但有时会纠正黄莺的英文翻译。在这个深夜,我提问,黄莺翻译,陈博士轻声作答。快分别时,我问他是否有渴望与涌潮再靠近一些的冲动。“那是当然!”他脱口而出。

“不过却和你有所区别。作为科学家,我希望走近它,测量它。但作为诗人,比如你,则希望接近它,感受它的气魄与美丽。“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与危险近距离接触。每年几百万的观潮者中,大多数人会选择远远观看。但总有几百人越过防护堤,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些人呢?陈博士认为他们都是被好奇心所驱使,丝毫意识不到危险。“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一场游戏,”他说,“以生命为代价。”

书摘部分与内文图片节选自《潮汐:宇宙星辰掀起的波澜与奇观》([美] 乔纳森·怀特 著,丁莉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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